任何一场纠纷案中，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否则它就会成为当事双方弱肉强食的野蛮对决。可以说社会文明就是不断地寻找和确立第三方力量的过程，政府、媒体、法院、工会和其他若干社会组织都是为扮演这个角色而产生和发展的。在眼下正热炒的富士康案中，检讨一下第三方力量，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富士康案先后包括劳工案和索赔案。劳工案即指媒体揭露其工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加班超时、最低薪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个体工人的力量和强大的资本势力相比，实在是弱小得不堪一击，所以近现代工人运动发展出若干第三方力量来维护劳工权利，比如工会组织。但在此案中，工会组织出奇地保持沉默，只有国内外几家新闻媒体充当了这一角色。

　　于是，当富士康将媒体告上法庭之后，媒体成为索赔案的利益主角之一，它在劳工案中的第三方力量角色变得模糊了。在索赔案因为其标的额巨大而成为舆论焦点之后，劳工案虽然仍是其主要内容，但是也被屏蔽了不少。试想如果媒体因为怕恐吓和麻烦而寻求和解成功——事实上当事媒体已经做过这样的努力了，台湾那个同类案子也是这样收场的——劳工案将会被彻底掩盖，更不用说媒体败诉了。不用说，这正是原告发起这场官司的意图。

　　就索赔案而言，最正统的第三方力量自然是法院了。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法院的公正和严谨就遭到质疑：记者和编委是否应该被确立为被告？是否应该裁定对他们进行财产保全？尤其可疑的是，因为诉讼费收取制度，法院从高额索赔标的中获利更多，使得法院有可能成为积极推动立案的利益角色之一。

　　就算对法院的质疑仅仅是提醒，目的是寄望其公正执法，那么我们可以试想开庭审判以后，法院会根据什么来作出判决？当事双方会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记者可能会出示采访笔记和录音，乃至请出证人。富士康方面呢？根据已知材料，除了他们自己的工资表、员工证言之外，最中立的第三方力量恐怕就是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了。

　　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在媒体大量曝光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状况，成为舆论热点之后，只有其合作伙伴苹果公司挺身而出，展开为期十个月的调查并向社会公众提供结论。我不知道富士康是否成立工会，如果有，那么它在这个案子中的隐身也是咄咄怪事了。

　　这两种第三方力量的缺位使得苹果公司的调查结论成为主角，恍若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力量。苹果公司固然有主张社会责任的传统，也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压力，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利益链中的一个环节，它的调查结论，虽然确认富士康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工人居住环境不理想等事实，但表示总体上对富士康是满意的，这单生意显然还要继续下去。这个调查结论已经遭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质疑，而我们这里的相关部门仍然沉默。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沉默并非偶然的疏忽或懒惰，而是利益逻辑的必然结果。从大的环境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正是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有主流经济学家早就说了，提高工人的工资会削弱我们的优势，关注劳工状态正好符合国外企业和劳工组织的利益。于是，公平正义和人的生存状况面临着利益的挑战，也面临着和发展的关系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权力可能膨胀，媒体自揭黑幕需要勇气，网络上看似热闹，现实中这样做的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媒体其实非常孤单。

　　强弱对比如此昭然，如果第三方力量变得暧昧软弱，任由当事双方赤膊对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官司还没有开始，记者一方就已经不胜压力了。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编)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