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起诉内地两名媒体记者，为被列名“血汗工厂”寻找到替罪羊，也开了内地起诉记者个人以“挽回名誉”的恶劣先例。

　　这一做法将使这个全球500强企业、全球最大的电脑准系统制造和系统组装生产基地最大的代工企业收获更多的耻辱，同时受到波及的，还是寻找富士康代工的国际知名品牌公司如苹果、IBM等。国际消费者可能由此加深印象，将该公司生产的廉价产品直接与血汗一词联系到一起。

　　而富士康目前打压记者个人的做法，是疯狂的抱薪救火，可谓不智。不要说胜算不大，即便凭借其动用社会与经济资源的能力侥幸获胜，也难免被打上邪恶黑衣人的烙印。自身名誉再度受损不说，其幕后品牌企业定会大受牵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方社会“反血汗工厂运动”的靶子大多会指向其代工的品牌，耐克至今未能从越南血汗工厂的丑闻中脱身就是一例。

　　而富士康选择单独的媒体记者下手，更是表明其摧垮个人意志的阴暗心态。早在被起诉的记者报道之前，就有英国的《星期日邮报》刊文，直斥其为“血汗工厂”，这篇名为《iPod之城》(iPodCity)的文章，称苹果iPod代工厂———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文中内容大大超过富士康认为名誉遭到侵害的那份报道，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此后跟进的国内媒体众多，内容大同小异。但到目前为止，《星期日邮报》除了收到富士康的一纸律师函之外，迄无下文；对国内媒体也未有进一步行动。

　　富士康危机公关的方式，是与两位记者为敌，以天价诉讼标的压迫记者及其家属的个人生存空间，试图用“杀鸡儆猴”的招术在狂飙突进中险中求胜。此举无疑是想集己方之资源，一举摧毁对方的意志，从而引发连锁震慑效应，其用心不问可知。2004年，鸿海在台湾地区也进行过一场类似的诉讼，虽然激起强烈反弹而功亏一篑，但记者个人和岛内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记者确实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富士康可以有自己的舆论与法律表达方式，可惜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粗暴之路。这可能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认为内地的劳工保障制度普遍不健全，高达20万人的就业率足以抵销任何对于血汗工厂的指责；第二，他们认为内地的记者不会受到有关组织的保护，因此，可以将打击的大棍直接指向个人；第三，他们过于相信自己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可以一切为我所用。一句话，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建立和谐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而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富士康的粗暴无疑是把中国的法律放在火上烤，当事法院业已成为“铁板烧”，他们冻结财产的雷霆万钧与某些程序上的滞后已引发严重质疑。从原告同时向法院提交免交缓交诉讼费的申请书始，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10日向两名被告分别发出(2006)深中法民一初字第23号和(2006)深中法民一初字第24号的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财产，截至8月28日15点之前，财产冻结一个多月，两名当事人却一直未收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等诉讼材料。法律的程序正义体现在何处？法院是否存在地方经济利益与钱势阶层压力之下的异化嫌疑？富士康正在对中国的地方经济利益、法律的公正与劳工权益保障下注，并将当地政府、法院、劳动保障部门一同拉入这场赌注，逼迫他们成为自己一方的赌资。财产权力正在对行政与法治的公平精神进行亵渎。

　　富士康是在挽回自己的名誉，还是另有图谋？他们是想在国内造成一个企业高压真空失控地带，还是想在世界舆论面前展示自己不惜以工人血汗坚守低成本的决心？

　　许多血汗工厂合力，将中国钉在了世界制造业链条的底部。富士康只不过以其普鲁士军团般的意志，成为这一模式的代表。他们试图通过震慑性的诉讼，坚守血汗工厂的地盘，他们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产方式。

　　美国南方种植园内的黑奴也曾经苟活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农奴主也曾向外宣称，农奴得到了合适的生存环境。但这种生产方式早就遭到了唾弃，并被证明对工业化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1890年，美国民权专家玛丽·利斯在美国堪萨斯州农村作巡回竞选演说，她恳请农民们“少种玉米，多反抗”。从那以后，农民们便依此行事直至今日。如今，富士康无数一天十几小时打工的年轻人心中，播撒下对于血汗工厂的不堪记忆，以及对这一原始经济发展模式的愤怒。

　　忏悔吧，富士康。

　　■本报特约评论员叶檀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