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

　　富士康怎么了？

　　它竟然开出了匪夷所思的价码———3000万元，在中国大陆创了向记者索赔名誉侵权的天价纪录。

　　它明知靠工资生活的两个记者赔不起3000万，却仍要绕过报社直接向记者索赔。

　　它明知查封、冻结记者的私人财产会激起公愤，还执意对弱小的个体使出“创新”甚至“恐怖”的招数。如此挑战传统媒企纠纷处理模式的行动，使得本案成为大陆首例直接起诉记者并冻结记者财产的大案。

　　它摆明了不怕烧钱。且不说证实《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的“超时加班”报道与富士康所声称的因此受损3000万之间的关联极其困难，就算富士康胜诉，依照惯例，法院判赔的金额也远远不够它为巨额标的支付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更何况胜诉的可能性并不大。

　　它明知已有台湾的失败教训，却又二度在大陆如法炮制。两年前，它的母公司鸿海就以3000万元向法院申请“假扣押”，冻结报道鸿海与英特尔平台相关新闻的台湾《工商时报》记者名下资产与薪资，此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各界纷纷声援，最终鸿海“为减轻假扣押事件对社会造成的纷扰”而和解撤诉。

　　现在，难道富士康真被所谓的“失实”报道弄得不知深浅了吗？

　　不，它精明得很。它眼下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赔本赚吆喝，就是为了激起众怒，就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它告了记者，而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由它的“贴牌工厂”的属性决定的。

　　据称，富士康这家贴牌工厂之所以能做大，最关键的是把产品卖给世界级客户。尽管富士康有自己的品牌，但其大部分的利润来源都是代工，它已连续数年位居中国出口额第一大企业，苹果、英特尔、戴尔、索尼、诺基亚等知名跨国公司都委托其加工产品。

　　不过，这些跨国公司让富士康发财是附有条件的，其中一条就是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工厂道德标准。这一标准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制定，内容涵盖强迫劳动、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等9个要素，旨在达到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知名品牌产品一旦被传出产自“血汗工厂”，不仅会引起消费者的厌恶而拒买，还会引起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进口国劳工团体的强烈抗议，进而可能导致进口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限制进口乃至禁止进口，或者对“血汗产品”强征高额社会反倾销税，如此一来，委托“血汗工厂”生产的跨国公司断然不敢背负“不尽社会责任”的恶名，只得撤销订单，另寻代工厂家。而这，正是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最担心的。

　　于是不难领会，借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派，富士康恰恰可以坐收一石三鸟之功。

　　一是吓退媒体的进一步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之后，已有数家大陆媒体跟进，如不及时遏制，不利影响必将蔓延国内外。而现在径直对记者个人乃至其“领导”使出雷霆手段，你来采访就要小心。即便我最终赢不了官司，也要脱你们一层皮。

　　二是给代工品牌及其消费者一个交代。我现在正“理直气壮”地和记者打官司，他说我是“血汗工厂”，我说他失实。至于到底是不是“失实”、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一切等官司了结再说。在此之前，代工品牌企业不必撤单或像苹果那样再来调查，消费者也可继续消费。

　　三是以官司换时间。一旦进入正常诉讼程序，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在此期间，如果真有违反工厂道德标准之处，也可赢得时间改进，到时再有代工品牌企业或劳工组织来调查，我亦可有光鲜面示人。

　　由此可见，此事无关新闻自由，哪怕直接起诉记者并申请冻结记者私人财产的企业位居全球500强，所以也无需放大其悲情效应，它还成不了中国媒体业的“9·11”。它不过是一个贴牌工厂才会使的狠招。靠代工和制造打天下的富士康，不必像其他品牌企业那样在乎自己品牌的美誉度，它只需在乎让它代工的跨国公司态度。眼下的富士康，无非是以恶意诉讼之名行危机公关之实，而且还是最省钱的危机公关，足可列入经典案例。而富士康方面甚至早就料到被诉记者和媒体同样会危机公关，争取各界声援，但这正中其下怀，闹得越大，知道的代工品牌、消费者就越多。

　　此案的最终结局，多半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和解了事，那时的富士康，看上去也给足了记者、报社、新闻业和公众一个面子。对富士康方面而言，两年前的台湾“假扣押”事件非但不是一个教训，反倒是一个大大的经验。

　　总之，富士康绝对盘算精妙，而我们，也不要给它气晕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