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个月内第二次调高利率，中国正加大力度以遏制其过热的经济。如果这次行动成功，效果将超越其对本身经济产生的直接影响。它将给持续扩张的中国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大宗商品生产商、能源供应商和亚洲的零部件制造商———造成相当的冲击。此外，中国的紧缩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发达世界主要央行的政策正常化进程———从而给全球经济软着陆制造条件。

　　由于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结合国家规划和市场导向的一个体系———现行的紧缩措施显然还很不够。唯有当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得到全面发展，货币政策调节才能实现拉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仍占中国经济30%-40%的比重）的运营模式与私营和上市公司很不同。前者较少受到市场讯号或旨在影响市场的政策措施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地区化也同时削弱了各种宏调举措的效力，使由北京主导的经济降温措施在结构高度分散的中国受到冷遇。

　　最近对内蒙古官员作出的处罚，对于化解这个问题并不能起到实质作用，对于遏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仍然失控的增长势头，作用也不大。未能对地区性分散的中国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近期紧缩政策成效不高的症结。在中国的31个省区市当中，主宰着中国超速增长的有8 个。这些地区人口占全国总数约40%，自2000年起，占中国GDP总值增长的比例却达到72%。

　　权力分散的银行体系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关键性一环。地区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到全国性银行下属的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和基本上具自主权的地区性银行的充分融资而实现。相反，除非分行的贷款操作是与其总行的存款增长和融资成本挂钩，不然的话，直接的货币政策调节将难以取得成效。况且，对于一个主要银行储备金长期以来均处于过剩水平的体系而言，提高银行储备金比率对于遏制银行贷款增长毫无作用。

　　此间也见不到任何显示投资增长放缓的迹象。固定资产投资板块———2005年占中国GDP 比重整整45%———截至7月的按年同比增幅维持在令人咋舌的31%水平。这同样是由于地区化现象所促使，再加上经济特区内向来特为外国直接投资而设的税务优惠从旁推波助澜，结果是，它们都有力地推动着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外资企业———即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子公司和外资合营企业———占到过去12 年出口累计增长的65%。

　　依我所见，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宽容对待如此一个灾难性的局面，代价是太大了。我预期一个“三头”降温策略将会很快出台:首先，旨在控制过剩投资活动的行政指令覆盖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直以来，限制仅针对少数的几个行业———包括铝、水泥、有色金属、煤、焦煤、碳化钙PVC 以及住房建筑业的投机活动。预计发改委很快会扩大这张清单。其次，如果中国希望能通过调节货币政策实现拉力的话，银行业的改革步伐和相关主要银行的中央集权制进程必须加快。国有政策银行的“公司化”是这个进程的重心所在；目前四大政策银行中已有两家成为公众公司，余下两家很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公开上市。再次，有必要收紧金融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货币紧缩策略的功能对于一个缺乏自律的银行体系而言好比一件具约束力的紧身衣；与此同时，当局可通过货币改革缓和国外的政治压力并减低保护主义风险。

　　策略能否成功可从两方面衡量———工业产出增长放缓至15%以下水平，以及中国GDP 增长组合的再平衡，即从出口和固定投资向私人消费转移。只有这些条件得到满足，至关重要的中国增长可持续性才能得到保证。在增长将实现放缓的假设下，毫无疑问它将给世界其他经济体带来影响。随着拉动中国经济的商品密集型行业（比如投资和出口）增长放缓，同时让路给由私人消费需求带动的商品使用效益较佳的行业，能源和大宗商品生产商将首先感觉到增长放缓所带来的影响。

　　　总的来说，对过热经济的过剩情况进行控制，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越来越严峻的当务之急。然而，要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加强紧缩力度。

　　■文/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