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社保基金管理最近处在舆论的漩涡之中，但以不变应万变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仍然像其他理论学说一样，逐步发展并接受现实的检验。（编者）

　　主讲人 夏业良

　　早在公元前560年，希腊政府就对阵亡的军人遗属发放抚恤金，向伤残的退伍军人发放伤残金补贴；对失业者、残疾者发放食物、衣物和补贴；贫穷的病人可享受医疗救助。希腊和罗马帝国还先后在政府资助下建立了互济协会，解决穷人的医疗和丧葬之需。中国古代也对老弱病残或孤寡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主要有宗族设立的公产、义田和义仓，也有“居养院”、“普济堂”等。

　　1572年英国开始征收“济贫税”，兴办教养院。1601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并制定了《教区救济贫民税法》作为对《济贫法》的补充。1883年以后，德国俾斯麦政府开始实行有国家补助的向劳动者提供津贴的社会保险计划，先后通过疾病、工伤及残疾保险立法，开创了有政府参与的社会保障制度。该体系包括1884年的《工伤保险法》、1889年的《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等。

　　法国于1898年实行了工伤保险，英国于1908年和1911年先后通过了《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瑞典于1891年实行了疾病保险，1913年实行了养老保险。美国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12月颁布了《联邦紧急救济法》，相应建立了紧急救济的行政机构，1935年制定了著名的《社会保障法案》，率先正式提出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核心概念。

　　1927年，国际劳工组织发起并组建了“国家互助救济金与疾病保险基金会国际会议”，1947年该组织正式更名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社会保障事业的合作与发展。1952年6月28日，国际劳工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对社会保障补助金的范围做出明确定义。此后，国际劳工组织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专项公约和建议书。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保险计划去解决。

　　贝弗里奇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

　　该报告还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标准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

　　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社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理论。庇古以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基础，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论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经济意义。

　　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一英镑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因此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扩大一国的“经济福利”，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穷人得到效用的增加要大于富人效用的损失，社会总效用会增加。

　　因此庇古主张：（1）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2）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3）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

　　“二战”以后英国的新剑桥学派认为分配失衡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从改善收入分配出发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出发，主张用累进税改变分配结构，给低收入家庭以补助，加强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措施以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予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的调节方式。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曾指责社会保险削减了个人储蓄，抑制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失业保险鼓励人们失业，使政府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有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对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改革，采取“紧急援助、严格的福利和对儿童补贴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鼓励就业，减少政府开支。

　　他们还主张通过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他们认为，社会保险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因为它计划要对一代又一代的人支付不断增长的实际社会保险金。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削减社会保险金的增长计划，从工资指数转化为物价指数化，将从根本上消除长期的社会保险问题。此外通过商业人寿保险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保障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即开始重视从社会保险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上来论证社会保障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布兰查德和费希尔，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交叠世代模型”，侧重分析了社会保险和资本积累的关系。

　　他们把社会保险分为完全基金式和分期付款式两种系统，分析了不同系统条件下社会保险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基金式对总储蓄和资本积累没有影响，而分期付款系统对资本积累有影响，一般是减少资本积累率。”

　　社会保障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和繁杂，况且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远非本文之短小篇幅所能涵盖的，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而本文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点文献资料汇集和信息整理、传递的功效。如果本文能够帮助部分有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深入挖掘，则感幸甚。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