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龙 舫 深圳报道

　　小李是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柜员，他今年8月初刚刚被招入工行，现在还在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和他同时进入银行的柜员共有20人。与工行的那些老员工不同的是，他不再与工行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深圳市鹏劳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鹏劳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与小李身分相同的小陈则是一名坐席员（负责接听咨询热线等工作），他已经在建设银行（0939.HK)深圳分行工作了几个月，与鹏劳公司签订的一年期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建行深圳分行考核后认为其工作表现不好，想将其辞退。于是，建行深圳分行通知了鹏劳公司，要求该公司办理辞退小陈的手续。

　　像小李和小陈这样的派遣员工，目前在深圳银行业有5000多人，最多的集中在已经上市或者正准备上市的国有四大商业银行。鹏劳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公司派出的员工分布是，中行（3988.HK，601988.SH)深圳分行有1300多人，建行深圳分行有1100多人，工行深圳分行有1000多人，农行深圳分行有700多人。

　　而按照中行行长李礼辉在2006年中期业绩会上透露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行已有8000多位员工从原来的合同制员工转变成派遣制员工。

　　12类派遣制员工

　　“这些员工和我们是劳动合同关系，和银行是事实劳动关系，我们又和银行签订了派遣服务协议，因此我们是三方的劳动关系。” 鹏劳公司总经理李亮说，作为深圳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派遣服务公司，他们向深圳的14家银行派遣了4400多名员工。

　　中行深圳分行和建行深圳分行主管对外宣传的人员也证实了银行的确拥有大量派遣制员工。

　　鹏劳公司与银行的具体合作形式是：两者签订派遣服务协议，银行向人力资源公司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银行管理派遣制员工的业务，人力资源公司管理人。这些派遣制员工都属于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与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一年期的劳动合同。

　　派遣制员工可追溯到1980年代的代办员。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称，当时银行为方便企业客户，由企业委托几个人到银行，专门负责代办其在银行的各项业务。有企业方面派来的，有银行自己招聘的，也有中介公司招聘来的。

　　“在股改过程中，为了让这些劳动关系合规合法，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诉讼，中行开始逐步用另一种方式来代替，即由当地的中介机构负责与这些员工签约，然后派遣到银行工作，工资和社保等均由中介公司负责发放。”王兆文说。

　　“银行派遣制员工的大幅增长，始于2003年和2004年。中行、建行、工行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剥离清理了大量的合同制员工。”一位深圳银行界的人士说。

　　鹏劳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公司2003年初派遣到银行的员工还不到1000人，2004年已经达到了2700多人，2005年更是达到了3900多人。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变劳动关系，被剥离的员工都是非核心员工，基本上分为12类，主要是柜员，其次有坐席员、信用卡营销员、直销客户经理、业务文员、大堂副理等基层的工作岗位。这些人不再与银行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人力资源公司的派遣员工。”上述银行界人士说。

　　不过，王兆文表示，至今各地的做法仍然没有统一，因为有的地区劳务市场不发达，无法通过中介公司来完成用工形式的转换。

　　上述银行界人士称，派遣制员工首先出现在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银行。目前，深圳等地银行的派遣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市场化程度较高。

　　该人士续称，深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后在招聘基层岗位，比如柜员等岗位时会更多的采用派遣制，而柜员往往能占到一个银行总员工的70％左右。像现在中行深圳分行的1300多名派遣员工已经占到了该行正式员工的1/3。

　　相比之下，中西部城市银行系统的派遣员工仍然只是零星出现，而且集中在后勤岗位，比如食堂人员、司机等等。

　　一位今年刚刚进入农行河南省分行工作的员工称，该省农行系统的派遣制员工非常少，今年招进来的员工都是直接与银行签订合同，但是派遣制员工肯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法律框架外的三角关系

　　“我们为银行提供的服务有招聘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培训员工、代发薪酬、档案管理、办理社保、职称申报等等，一共有20多项。为此，银行付出的代价就是按照人头每人每月向我们缴纳几十元管理费。” 李亮说。

　　事实上，银行将原来的大量短期合同制员工改变为派遣制员工，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降低管理成本，还有就是希望用工合法合规，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诉讼。

　　“通过派遣，银行可以省下在日常招聘、公共培训、劳动争议处理、档案管理、社保办理、员工日常管理等方面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综合核算单位支出成本比正式员工明显降低。”上述深圳银行界人士说。

　　此外，由于派遣员工和银行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租赁使用关系，可避免银行和派遣员工之间直接发生劳动争议。也就是说，发生了劳动纠纷，派遣员工直接找的是人力资源公司，而不是银行。

　　尽管银行员工的薪酬没有因为劳动身份的转换而下降，但他们仍然担心自己在银行的饭碗会不会因此变得易碎。

　　对此，李亮认为,“我们人力资源公司也在为派遣员工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说银行要辞退某名员工，我们会根据劳动法，要求银行出示该名员工违纪或者工作不利的证据，判断其是否构成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如果不符合会要求银行支付赔偿。”

　　李亮举了一个例子，一名派遣制员工在工行深圳分行工作了3个月后，不幸染上了白血病，人力资源公司在和银行协商后，按照劳动法给了该名员工一个最长的医疗期，医疗期间照常由银行发放工资、办理社保。医疗期结束后，银行才辞退了此名员工，并由人力资源公司给予了17000多元的赔偿。

　　不过，最令银行和人力资源公司担心的问题是：国家并没有从法律法规上对人力资源派遣的用工形式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虽然这种形式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很久。

　　今年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草案）对人力资源派遣这种用工形式有所提及，但又有派遣机构需要为每一个派遣员工缴纳5000元的风险备用金等约束人力资源公司的条款。

　　“《劳动合同法》现在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也许只有等该法正式出台了，国家对劳动派遣的合法性有了明确的界定，再由劳动部门制定出实施规则，银行业的派遣员工规模才会有更大的发展。”一位劳动界专家说。

　　（本报记者吴雨珊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