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哈继续休眠，如果全球不平衡持续加剧，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继续保持这种势头的增长，都可能对中国的繁荣构成威胁，也可能让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遭遇危机。”蒂莫西亚当斯说

　　□ 本刊特派记者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9月中旬到下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将在新加坡召开。这次年会的一个重要日程，是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主要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的基金份额和投票权。会后，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还将首次以财长身份造访中国。

　　这位新财长在担任高盛集团CEO期间，曾70余次访华，熟稔中国政经情势。他将带来怎样的对华经济政策？人们对此报有诸多期待。可以预见，初秋的中美经济关系，将高调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针对人民币汇率、金融系统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重点议题，《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负责国际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蒂莫西亚当斯（Timothy Adams）。

　　支持中国增加IMF份额

　　亚当斯透露，在即将于新加坡召开的IMF年会上，美国将支持中国、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四国投票份额小幅上升。美方赞成“两步走”策略，先支付“首付款”，即提高四国投票份额；新加坡年会结束之后，再进一步修改份额计算办法——后一步骤是IMF根本性改革的构成部分之一。

　　“这四个国家都被低估了。”亚当斯说，“这个修改在我看来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我们需要一个更能代表亚洲经济、尤其是迅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机构；第二点，我们希望这些经济体在拥有更大声音的同时，也拿出更多的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二战”结束后，主要任务是稳定国际汇率兑换，减少外汇管制，并为成员国提供紧急贷款。近年来，这个国际组织的职能在不断弱化。

　　“我在亚洲旅行时，还能体会到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遗留的一些情绪——这个基金并没完全承担起帮助他们的责任，没能充分考虑到亚洲国家的需求和希望。”亚当斯说。

　　从历史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IMF紧急贷款所附带的金融市场开放的条件，曾经造成不少争议。另外，东亚国家正在积聚巨额外汇储备，客观上减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

　　从机构的组成结构看，IMF给予各个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其经济现状脱节，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话语权与经济规模不符。例如，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的中国，在IMF中的投票份额占2.76％，仅比欧洲小国比利时的2.16％略高；作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韩国，投票额仅占0.76％，在184个成员国中列第28位。

　　IMF急需改革以反映经济现实，也成为各国共识。目前的分歧，主要在如何修改投票权的计算公式上。目前拥有最大权重的美国和欧洲的份额分别为17％和22％，美国主张将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作为决定因素，而欧洲希望以经济开放的程度和贸易额（包括欧洲国家之间）来决定；还有部分欧洲国家担心丧失在IMF的现有地位，因此反对修改份额。

　　亚当斯说，在支持中国增加IMF份额的态度上，美国内部也有反对意见。部分国会议员认为，人民币升值之前不应给中国更多的投票权，并就此向财政部施压。“成员资格是一种奖励，但也带来相应的责任。人们会希望他们的行动更负责，更符合这个国际机构的规则、制度和习惯。”亚当斯说。

　　提升投票份额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不过，相应增加的紧急储备金，对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而言，现实意义不大。美国支持中国提高份额，不仅希望能在更多国际事务上寻求中国的合作，还可以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进一步纳入国际多边体制之中。

　　不难理解，在IMF份额增加问题上，中国仅表现出有限的热情。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媒体表示，中国不急于推动IMF投票权的改革问题，也不设定相应的时间表。

　　除了份额，亚当斯介绍，IMF近期的改革还包括改善汇率监督系统、提高贷款数量、改变商业模式等；IMF与世界银行之间功能的分野，也需进一步清晰化。

　　世界银行的作用主要是提供生产性项目贷款，指导和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监管汇率和货币。按照不成文的传统，前者的主席一职由美国人担任，而后者则由欧洲执掌。

　　“三个支柱紧密联系”

　　近年来，美国国会一直强硬主张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对华施压。今年7月下旬，曾经提出人民币汇率报复法案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姆再度表示，如果9月30日之前中国在汇率浮动方面没有进展，将会要求表决一份提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一律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蒂莫西亚当斯说，财政部主张中国汇率改革采取弹性制度，这与国会提出某一固定升值额度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他认为，9月初美国国会重开后，可以预见，人民币汇率问题将聚集相当热度。

　　“财政部支持的弹性汇率制，在国会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很多人希望看到人民币急速升值——有人说10％，有人说25％；在私人部门和华盛顿各个智库中，还有人提出更高的幅度——我不知道多大的比例合适，只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和其中的要素来决定。”

　　亚当斯说，在建立弹性和市场化汇率机制上，中美的基本观点并无原则性分歧，只是对实施速度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有人担心改革过快会带来危机；但是改革过慢所带来的危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关于对中国改革的建议，亚当斯仍然延续“三个支柱”的提法，即汇率改革、金融系统改革、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三者并行。

　　近期美国财政部对华议题的重点，逐渐由传统的汇率问题转向第二个支柱——金融系统改革。曾任高盛集团CEO的财长保尔森在提名听证会上反复强调，要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亚当斯在接收《财经》记者采访中的态度，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中国金融系统改革不应当以WTO的最低开放要求为准，而应参照国内经济的实际需要。

　　“这三个支柱紧密联系，你不可能只改变其中之一或者之二；惟有三者同时进行，才能达到效果。”亚当斯认为，要增加汇率的弹性，就需要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中国开放金融系统之后，就能逐渐引进专家、风险管理系统、技术、管理能力，这些同样有助于资本更高效地分配。中国应当完善社保制度，以鼓励消费信心，同时创新储蓄品种和投资工具，给民众提供更多选择。

　　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于今年7月被叫停之后，欧美纷纷表示，从开放贸易体系中获益良多的中国应当更积极参与，承担更多责任。

　　“如果多哈继续休眠，如果全球不平衡持续加剧，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保持这种势头的增长，以上几种情况都可能对中国的繁荣构成威胁，也可能让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遭遇危机。”亚当斯说。

　　同样，面对指责美国和中国导致了全球不平衡的声音，亚当斯认为，美国虽难辞其咎，但不应当承担所有的过错。

　　“我们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美国的确有一定责任，我们应该提高储蓄。但是（全球不平衡中）中国有份，石油生产国有份，欧洲有份。这个问题有很多关键角色，我们都必须做好自己相应的部分。”IMF年会之后不久，财长保尔森将访问中国。亚当斯说，保尔森的主要议题，可能仍然是金融系统现代化，汇率弹性和经济结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希望确保中国在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确保中国在维护这个体系的稳定，同时降低出现具有破坏性事件的可能性。”亚当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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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