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因报道失实受到起诉的事件并不罕见，有的媒体积极应诉，摆事实讲道理，依法维权；但有的媒体，利用自身传播渠道优势，涂抹案情，混淆视听，树立了坏的样板。

　　其实，法律并没有给予任何一个报道对象以特权，媒体大可不必害怕报道对象起诉自己。人家一找法院，自己就先跳起来，不去理论报道本身是否侵权，而是先把公众的知情权当作挡箭牌，指责原告侵犯新闻自由、侵犯公众的知情权。这是一种转移焦点、偷换命题的恶劣做法，违反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

　　有的媒体把自己看作“超公民”，追求“超权力”。动辄把自己“扮成”老虎，老虎屁股摸不得，不仅平时别人摸不得，就是咬错了人，别人也摸不得。在这样一种心态下，真的能够为人民鼓与呼吗？真的能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吗？

　　在新闻传播链条中，媒体是信息的传播渠道，记者是信息传播的接力者，媒体及其从业者本质上都是“中介”，而不是信息源。公众知情权的所谓“情”，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公民应知必知的情况，主要是政府应发布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信息、关乎公民个人切身权益的信息；另一类是并不关乎公民切身权益，但可以满足好奇心、愉悦心的信息；第三类是虽关乎公民权益，但公民已委托国家机构管理、保护的信息。笔者以为，实现和扩大公民知情权，首先应保障的是第一类信息及时全面地发布和传播。

　　固然，我们在实现和扩大公众知情权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新闻媒体在实现和扩大公众知情权方面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新闻媒体毕竟是法治国家的成员，其行为要合法，不应追求和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记者、媒体发掘任何信息，都应当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尊重信息源的正当权益。媒体监督职能的实现，首先应当体现为对违法枉法行为的揭露，而且要有切实的证据，以事实服人。

　　但令人担忧的是，有的媒体的编辑记者队伍建设薄弱，人员准入门槛太低，一些不具备基本新闻素质、未经过相应培养的人员上岗；还有一些编辑记者虽然具备从事社会新闻报道的素质，但对所报道的特定领域不了解并且也没有经过相应的培养。有的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盲目追求眼球效应，一味地鼓励记者“挖黑幕”、“爆猛料”，一些记者未经过深入调查，有的甚至只凭道听途说，就匆忙炮制出所谓的独家报道，结果漏洞百出。也有的媒体抓住枝节问题大肆炒作，制造“泡沫新闻”。更有的媒体以刊发监督报道施压，向报道对象索要广告费赞助费等，以给公众知情权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这些现象并非孤例，而被报道者针对报道失实起诉媒体，完全是他们的权利。报道对象起诉媒体，只是使双方的争端进入了法律解决程序，并不意味着原告在“搞”媒体。媒体应在报道事实上予以充分举证，在自己依法采访报道的程序予以充分举证。法院判定媒体报道合乎事实，采访报道程序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媒体就可能胜诉；否则就可能败诉。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在司法层面也是如此。当然，真实的报道也可能侵权，那是第二层面的事情。

　　有人对报道对象起诉记者个人不理解，认为只有报刊社、电台、电视台等法人才可以成为诉讼的主体，记者个人是履行职务，“至多”是第二被告。这种认识也是偷梁换柱。新闻媒体行使公权力，但编辑记者个人是否具有履行公权力的职业素质，是否掩盖情况，是否违规操作，不一定仅由新闻单位自行处理就可以的。甚至，如果编辑记者个人掩盖真相，导致虚假新闻诉讼，新闻单位还应当起诉自己的员工。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