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傅勇

　　自从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再次加息以来，有关下一步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争论和猜测继续升温。本来，对经济的看法见仁见智实属正常，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过一种时常出现的偏差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时候，只有拉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真切。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近日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绝佳机会。在数日前被公开的一封致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的信中，伯南克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两分看法：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出现“硬着陆”的可能。

　　这个观点或许并不是那么吸引眼球，不过其分析见地颇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启示也意味深长。

　　中国金融风险虽然暗礁重重，但是中国政府手中强大的资源尤其是外汇储备是其见招拆招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伯南克认为中国“硬着陆”的风险同样来自此轮宏观调控本身。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在有效调热的同时，也极容易矫枉过正。这无异于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宏观调控中的“诺斯悖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研究经济史时曾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锁定。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得名。

　　中国的宏观调控史也正是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不时过热几乎成了一种规律，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付经济过热的效率令人赞叹。不过，客观地说，1997年经济成功的“软着陆”因为后续数年宏观经济的积弱不振而大打折扣。

　　面对当前的流动性膨胀和明显的产能过剩，中国央行在过去两个季度内两度提高贷款利率(最近一次包括存款利率)，并同时辅以窗口指导和定向票据发行。同时，众多的国内专家大胆预测并建议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该多次升息。最新的消息表明，央行紧缩银根的脚步的确并未就此打住。从本月15日起，境内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将由之前的3%上调至4%。这一调整虽然可能仅是人民币利率变动的必然跟进，但市场仍将其作为持续紧缩的信号，并与主张进一步加强紧缩的呼声形成呼应。

　　激进的紧缩政策能医治过热这毫无疑问，然而，是否再次致使经济的长期疲软呢？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中国启动国内消费的努力迟迟没有收到明显成效；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中国不得不做出局部调整：中国正在努力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居高不下。在这些背景下，如果中国迫不及待地压低投资增速，那么消费、投资、出口这些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三大引擎都将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

　　其实我们并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实际上，除了个别行业以外，物价指标仍然相对稳定，我们找不到经济全面过热的重要证据，建议央行连续升息不是一个好主意。

　　支持与通胀做斗争的人还会提到另一种依据。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汇率低估的情况下，出口旺盛，而资本大举流入，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长期来看，对外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必居其一。但是中国的特征是，劳动力成本限制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启动。与此同时，中国长期的高投资所积累下来的工业产能也完全能够经受出口需求的考验。在人们注意到“中国制造”成为挽救世界经济陷入通货膨胀泥沼的中流砥柱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低成本和产能过剩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巨大抑制作用。

　　当然，事情可能会发生改变。有迹象显示，中国的劳动力剩余现象并不像以往想象的那样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用工短缺仍在不少地区蔓延，而未富先老的境况下，劳动力优势的枯竭将会提速。不过，等到这些中长期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时候，谁知道又会有多少变化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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