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一书中结尾处说，布什政府“修正第一个四年制造出来的问题的能力有限。”他说，“修复美国的声誉不是一个采取更好公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政策。”

　　福山说，美国过往的经验表明，“美国不能去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出现。外部人不能将民主强加给一个并不需要民主的国家，对于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是来自内部的。因而，推广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机遇性的过程，必须等待逐渐成熟的政治、经济前提发生效果。”

　　本报特约记者陈之罡发自华盛顿

　　福山对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反戈一击，或许是新保守主义运动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今年2月，在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推出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新保守主义的遗产》，对“9·11”事件以来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作为进行全面批判时，引发了极大的震撼。

　　右翼人士中，专栏作家克劳瑟默（C h a r l e s K r a u t h a m m e r）指责他是新保守主义理想的机会主义的叛徒，是一个应该被赶走的懦夫。左翼人士则因为他最初支持推翻萨达姆，“双手带着鲜血”，因而他的“道歉”不能被接受。福山与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运动从里根年代开始影响力日增，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壮大。不过，对于新保守主义的界定却众说纷纭。

　　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福山指出新保守主义源头来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城市学院的一群犹太裔学者，这批学者传承下来的，是对社会进步和普世权利的理想主义信念。

　　福山认同一种看法，认为这批学者在思想脉络上起初为托派人士，这使得他们具有左翼立场，认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理念，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流派有很大不同。

　　福山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是芝加哥大学的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斯特劳斯（LeoStrauss）。在福山看来，斯特劳斯认为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天性不应被政治剥夺的主张，仅是丰富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此外，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的核战略家

　　阿尔伯特·沃尔福威茨（AlbertWolfowitz）反核扩散的立场，也构成了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成分。

　　福山本人与新保守主义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有密切关系。早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本科时，他曾受教于斯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A l l a n B l o o m），也曾经在兰德公司与阿尔伯特·沃尔福威茨共事。更重要的是，福山在康奈尔期间，结识了日后对其事业有重大影响的现任世界银行行长

　　保罗·沃尔福威茨（P a u l W o l f o w i t z）——后者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也正是他在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主持了对伊拉克战争的规划——他同样受教于布鲁姆和阿尔伯特·沃尔福威茨。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任职时，曾经两度延揽福山效力。保罗·沃尔福威茨担任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时，福山到该学院任教。

　　正是这样的学术训练和人脉关系，福山很快在新保守主义阵营冒起。1992年，年届40的福山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声名鹊起，成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的重量级理论家。该书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在著述和教学的同时，福山作为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一员，积极表达现实政治的态度。1998年，新保守主义智库“新美国世纪工程”致信克林顿政府，要求对伊拉克采取更强硬政策，福山是参与连署的25位重量级保守人士之一。

　　在“9·11”事件后数天，该智库致信布什政府，“为消灭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而采取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将消除萨达姆的权力的坚定努力包括在内。”这一声明暗示了保守派要求以武力解决萨达姆政权的立场，福山也是联署人士之一。

　　实际上，在2003年1月，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经召集三十余位保守派顶尖政策专家，要求组成四个小组研究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长期威胁，福山就是其中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稍后只阅读了福山小组的报告。尽管福山在报告中表达了对战争的担忧，但是，当时的战争准备已经是箭在弦上，不会因一份报告而更改。布什的外交革命

　　“如果我们是一个傲慢的国家，他们（国际社会）将厌恶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但是强大的国家，他们将欢迎我们。就权力而言，我们的国家目前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谦卑。”

　　2000 年10 月11 日，布什在总统选举中第二场辩论中批评了克林顿政府向索马里和海地等国派兵干预的外交政策。很难想象，上面这些话出自在外交上几乎被视为傲慢代名词的布什总统。

　　布什的这些说法并非在辩论中一时兴起，而是反映了当时他及其外交团队对于未来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及其团队都曾经准备在任内推行一套以权力政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而不是以人道和价值观为中心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

　　“9·11”事件发生后，既定外交原则基本上遭到摈弃，取而代之的是“布什主义”。

　　“9·11”次年6月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布什开始提出日后被称为“布什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到9月份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布什主义”成形。

　　这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概述了“布什主义”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单边主义”，即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将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单独行动”；二是“先发制人”，即为阻止或预防敌人的攻击，美国将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三是强制性“推动民主”。

　　布什政府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根源。鼎盛时期的权力网

　　很多人认为，正是在新保守主义的极力推动下，布什才会完全不顾国际社会的疑虑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新保守主义的人士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新保守主义对布什的影响力。

　　新保守主义的活跃人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特（MaxBoot）说，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在伊拉克问题上得以获胜，“这不是因为他们（新保守主义）万能，而只是因为‘9·11’把包括布什和切尼在内的不同的人引向了新保守主义的观点。”

　　布特还指出，布什团队高层中没有一位是新保守主义者。即便是新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切尼，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时任国防部长的他就支持对伊拉克的有限战争，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不少专家也认同这种看法。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当时占据了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多个要津，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当时的代表人物中，保罗·沃尔福威茨担任国防部的常务副部长，是国防政策上的二号人物。拥有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有深厚学养支持其新保守主义政策和理念。早在老布什政府任内，保罗·沃尔福威茨就提出“先发制人”的原则，但是未被采纳。他也是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最强力的鼓动者。

　　当时的国防部三号人物、负责政策的副部长费斯（DouglasFeith）也是新保守主义中坚人物。费斯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父亲早年曾经是波兰的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活跃人士，费斯本人也曾经在一个犹太裔国防智库任职。

　　在国务院，博尔顿是负责防止核扩散事务的副国务卿，包括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在内可能涉及的核武事务，均是博尔顿的业务主管范围。博尔顿在对外政策上扮演超级鹰派角色，拒绝在对待上述三国的政策上有任何弹性。

　　而另外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切尼的幕僚长兼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利比（LewisLibby）。利比曾经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耶鲁大学的学生，也曾经担任其助手。切尼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副总统，担任其首席幕僚的利比也因此拥有强大影响力。

　　此外，还有多位新保守主义人士在外交和国防部门担任顾问或者中层长官，辅之以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最顶层的声援，形成了坚强的权力网络，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福山的反戈一击

　　“9·11”以及随后的对伊拉克战争使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福山也在这个时期与新保守主义发生了决裂。

　　福山与新保守主义彻底决裂的临界点出现在2004年2月。当时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场晚宴上，专栏作家克劳瑟默发表演讲，盛赞“先发制人”原则，并且声称推翻萨达姆让美国更加安全。

　　福山说：“（我）不能理解我周围的所有人为什么会激情地为演讲喝彩，当时美国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陷入（伊拉克）残酷的伏击，而且由于采取克劳瑟默鼓吹的单边政策而完全被全世界孤立。”

　　之后，福山发表《新保守主义时刻》一文，对新保守主义推动战争加以严厉抨击，将其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分歧公之于众。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福山甚至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克里。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并且一直以被冠以这个标签为荣。”2005年他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然而，同我的大部分新保守主义同僚不同的是，我从来不能被发动伊战的必要性说服，当我观察布什政府实行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沮丧。”

　　以耶鲁大学的系列演讲为基础，福山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加以梳理，在今年2月出版了《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福山在书中指出，布什第一任内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新保守主义早期思想家的观念。

　　福山认为，在伊拉克的困境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改造工程下的结果。他分析说，对美国实力的过度自信，对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应过于乐观，是导致陷入伊拉克目前局面的原因。

　　新保守主义者鼓吹美国是“仁慈的霸权”，他们说，由于美国外交政策“不同寻常的高道德水准”，因此其他国家将无需担心美国的超强实力。福山批驳说，“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良好动机并不足够，其他国家必须信服才行。”

　　福山说，美国外交在推动民主自由的同时，也要重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美国过往的经验表明，“美国不能去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出现。外部人不能将民主强加给一个并不需要民主的国家，对于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是来自内部的。因而，推广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机遇性的过程，必须等待逐渐成熟的政治、经济前提发生效果。”

　　福山担心，新保守主义者在伊拉克议题上的失败，可能重创新保守主义运动及其理念，美国外交可能因此转向彻底的现实主义，而完全放弃对推动民主自由等道义标准的努力。他说，“无论是作为政治象征还是思想流派，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我再也不能支持的东西。”

　　福山提醒说，不管其根源如何复杂，新保守主义如今已经无可避免地同一些概念挂钩，包括武力变更政权、单边主义和美国霸权。因此，美国急需新的理念，能够维持新保守主义对普世人权信念，同时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结起来。布什政府重返传统

　　在福山与新保守主义的旧同志们进行思想界的激烈争辩同时，布什政府内部也在进行权力重组。2005年初，以赖斯出任国务卿为开端，一些最具指标意义的新保守主义人士陆续从政府的外交和国防团队中出局。

　　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因伊战饱受批评，不过仍然得以体面地离任，出任世界银行行长职务。尽管不少人士担心，保罗·沃尔福威茨会将他的新保守主义思路带到新机构，利用这个每年开支200亿美元的国际发展机构推动他的政治议程。

　　前国防部副部长费斯选择了辞职，目前在哈佛大学从事国际安全研究。有报道称，前副国务卿博尔顿据传曾经期待能够更上层楼，升任赖斯的副手，但是，当时赖斯选择了前贸易代表佐利克。博尔顿则被委任为驻美国联合国代表。尽管这是美国外交界最显赫的职位之一，但是，博尔顿再也不能参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而只具备执行的功能。

　　具讽刺意味的是，博尔顿曾经声称，联合国这个38层楼的机构，“去掉10层楼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为了能够顺利前往这个他不屑一顾的机构，博尔顿去年在参议院为其任命举行的听证会上，饱受民主党议员的拷问，最终仍然无法过关，需要在参院休会期间，由布什绕过参院直接委派前往。参院今年将再度就是否延长其任命举行听证会，日前又有传闻称，共和党议员中很可能再次有人倒戈，令博尔顿的任命难以顺利通过。

　　而另一位实力派人物利比，则因为陷入泄露中情局秘密探员身份的风波，在去年10月辞职，并于今年初加入华盛顿一家智库。

　　为了摆脱伊战带来的困境，很多分析人士都相信，布什总统在第二任期已经开始逐步调整之前的外交政策及行事作风。在国务卿赖斯领导的外交团队主导下，美国正在逐步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恢复对国际机构的尊重，也有了更大的耐心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现在是外交的时候了”

　　2005年1月18日，获提名出任国务卿的赖斯在参院听证会上说，“现在是外交的时候了。”回顾过去一年多来的美国外交可以看出，这一说法并非只是空洞的表态，而是意味着布什政府外交大调整的开端。

　　实际上，赖斯上任后立即前往欧洲访问，修补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从赖斯海外旅行的密集度就可以看出她对于与外国合作的重视程度。赖斯担任国务卿的第一年，共出访19次，到访49个国家，其中70％的时间花在欧洲。这种密集度甚至远远超过被认为同样重视国际合作的前任鲍威尔，鲍威尔当时的记录是12次出访，访问37个国家。

　　布什本人也采取行动改善与盟友的关系。连任后不久，布什就前往欧洲，会晤了包括因伊战而关系极度恶化的法德两国领袖在内的欧洲领导人。

　　除了这些友善的姿态外，美国对一些重大议题的处理手法也有所调整。在伊朗问题上，布什政府曾经一直对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维持与伊朗交往的政策不以为然，坚持美国不会向伊朗的“恶行”让步。

　　但是，布什在连任后首次访欧后却表示，美国将支持英、法、德三国与伊朗的谈判，甚至还表示，如果伊朗作出让步，美国将在伊朗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和飞机部件出口问题上给以一定回馈。今年3月，美国还表示愿意与伊朗就伊拉克议题进行对话，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美国之前拒绝承认伊朗为合法政权的态度迥然不同。

　　实际上，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能够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展现一定弹性，与博尔顿去职直接相关。赖斯在首度出访欧洲后就表示，她在出访中才了解到，欧洲对美国之前完全拒绝与伊朗和朝鲜政权打交道的做法充满怨言。

　　从第二任期开始，布什政府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有了更多尊重。

　　事实上，布什在第二任期采取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改善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布什任命了最亲信的幕僚之一、休斯（KarenHughes）女士出任副国务卿，主管公共外交。布什在2005年的一个令人意外之举，是宣布拨款12亿美元，协助有大量穆斯林居民的撒哈拉非洲防治疟疾，其用意非常明显。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高登指出，布什政府“似乎回到了那种观点，即拥有盟友非常重要，而且需要改善全世界对美国的观感。”高登认为，“这些可能不是根本的改变，但是同第一任期的主要外交途径相比是实质性的转变。”

　　不过，福山却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改弦更张的前景不表乐观。他在书中结尾处说，布什政府“修正第一个四年制造出来的问题的能力有限。”他说，“修复美国的声誉不是一个采取更好公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新的团队和新的政策。”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