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近年来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而中产阶层暂时退出了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圈，原因很简单，相比弱势群体和强势富人来说，看起来这些小康人群，更具耐压力。

　　对于刚下海创业的张林来说，现在深刻感觉到创业的艰难。“写字楼的租金居高不下，服务器电费和空调电费是一大块，油价也涨得厉害。”

　　高居不下的房价和名目繁多的商品的涨价，使得名校研究生刚毕业、月薪近5000元的赵铭义完全没有“准中产”的感觉。“超市里的很多日用品涨了，最明显的是塑料制品，因为它们都是石油的副产品，跟着油价涨。”

　　CPI与人们的感觉不符

　　与构成国内消费主力军的中产阶层感觉相比，政府发布的CPI指数看来十分温和。这个被称为“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数据在4~6月份分别为1.2％、1.4％、1.5％，全部表现为低于２％的增长，看起来，这些数字与人们的感觉完全不符。

　　2006年７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在新华网解释说，研究通货膨胀不仅要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要看工业品出厂价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更主要的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但同时他又表示，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幅度将快于上半年，通货膨胀的苗头应予高度关注。下半年既有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使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比较缓和的因素，但前者更强。综合起来看，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会比上半年要快，但仍会比较温和。

　　由于这是近两年来官方首次提出“通货膨胀的苗头应予高度关注”，郑京平此番表态备受关注。事实上，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学界现在也出现了很强的质疑。不少专家指出，没有包含房价的CPI，不能反映真正的物价上涨水平（随后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房价不会纳入CPI范畴之中）。更重要的是，CPI的统计有相当的滞后性，难以反映通胀的现实。

　　据专家分析，2006年的这一次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成本推动型通胀。由于全球性的货币发放量增加和资金对回报率的追求，初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在2006年上半年都达到了历史性高价，农产品、石油等初级原料在大量投机资金的推动下，价格高居不下。

　　目前，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已经高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令这些产品的价格变化，直接成为成本输入型的通胀推动力。拿饮料类产品来说，由于全球糖价从2005年的4000多元一吨上涨到今年的5800元一吨，含糖产品的价格全面上涨，就连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这两大世界饮料巨头也不得不宣布上调他们的价格。

　　而一向作为全球消费品价格杀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2006年在压低成本方面，也走向了尽头。由于农产品价格上调和政府对于农村的政策重视，作为中国制造业蓝领后备大军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正在放慢，标志之一就是民工荒。于是外来人口就业工资水平提高，而城市居民的工资议价能力也随之提高。劳动力成本变得越来越刚性以后，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必然反映到价格上，这造成了本轮通胀的基本原因。

　　造成本轮通胀的另一个原因是，垄断型企业的成本转移。相比于民营资本占有大部分成份的一般产品制造业企业来说，在高成本的前提下，具有行政垄断型的能源、电力、通讯、交通、教育等行业直接把成本的上涨转移到价格上。企业和居民对于这种转移只有被动接受，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的生活成本。

　　中产阶层进退失据

　　自2005年以来，伴随通胀抬头的趋势之外的一个宏观经济现象是高投资，目前央行以及经济学家用“流动性过剩”这个词解释了高投资现象的发生，当然还有地方政府仍在高涨的基础设施投资冲动，以及民企由于成本原因选择将企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迁移所发生的投资。

　　来自中央政府的报告说，本轮投资过热之所以难以控制，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中的民营部分占60％。对于以往以国有成分为主的投资过热，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方式解决，而如何控制大量民营经济向外投资，却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新课题。

　　“我们必须转型，”浙江宁波一家产值过亿的外贸五金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诉苦说，“原来的产业利润太低了。同业竞争激烈，而外国采购商并不认可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产品价格上涨，拒不加价；而企业的产品规模也无法再进一步上升了，因为从全球来看，中国的五金产品全球占有率已经达到70％。从个体来说，我们已经陷入亏损边缘，寻找新的利润点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对于大量的民营企业来说，企业向外投资，意味着原有企业资金的挤出以及财务成本的增加。但此时，管理的进一步精细化运作，对企业来说更为优先，进而位于“白领”位置的管理人员的收入增加，就成了下一步考虑的问题。

　　在很多增长已经接近极限的行业，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变更显得越来越频繁，除了能力上的缺陷，某种程度是中产阶层对薪资无法上涨的一种反抗。白领们必须跳上更高的岗位或者更换到新的企业，来赢得薪资上升的可能。

　　一向以来，中国中产阶层人群的构成（官方并未明确其标准），大致包括政府公务员、中小企业主以及这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各种成分的自由职业者，以及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垄断企业就业的人群。其中，中小企业主以及这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构成了中国中产阶层最富有活力的一群，这个人群的发展和他们对服务的要求，带来了诸如广告、法律、知识产权、新闻等服务行业知识人群收入的上升。

　　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是，由于中小企业在前述几个方面的增长到2006年都逼近了一个时间段的极限，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面临阶段性停滞的危险。

　　这显然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将使中国社会结构成为一个纺锤体，进而变得稳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无论在人数上还是经济力量上都处于一个上升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尖锐。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近年来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而中产阶层暂时退出了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圈，原因很简单，看起来这些小富人群相比弱势群体和强势富人来说，更具耐压力。

　　但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增长是一个极其脆弱的过程。因为这个阶层中，政府公务员和垄断企业就业人群是相对固化的，体制内的保障也使他们并不敏感于眼下通胀的威胁。而这个阶层的另外两个构成成分，不但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也是政府强调要拉动的国内消费的中坚力量。

　　眼下，这个阶层的存在，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且，体制外人群上升至中产阶层的障碍越来越多。教育、住房和医疗等等，几乎都可以单独摧毁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努力。在中国大部分大城市，房子可以“一枪消灭一个百万富翁”、媒体的调查也表明子女教育费用可以高达四十五万、而高价的医疗体制使中产阶层几乎处于不敢生病的状态。为了达到有房有车的状态，体制外人群要付出的努力几乎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南方某大公司已经出现“过劳死”的案例。

　　现在，受限的薪资和正在扩大的通胀阴影再一次威胁着这个群体的存在——通胀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意味着以前的辛苦积累可能随物价的上涨而化为泡影，因为这个人群并不掌握生产资料，通胀就意味着他们手里积攒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或者身上的负债越来越高。

　　中产受损不该成为发展的代价

　　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也许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发表的一份名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诞生》的报告是对的。这个报告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大量出现年收入在2~4万元的下层中产阶层家庭，而到2020年，年收入在10~15万元的上层中产阶层家庭将在中国大量出现。

　　但也许只有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的人才知道，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麦肯锡定义的中产阶层收入界定是多么不切实际。就算是2006年，年收入2~4万元的家庭在这些地区也不会感到有任何日子宽裕的感觉。最典型的城市如上海，很多年轻白领月入过万还是不敢买房。而月入过万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由日复一日的加班和连续不断的出差组成。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名义收入，正在或者已经被各种不合理政策所导致的高价格及造成的不确定性吸食。如果把各地的房价、教育费用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社会的结构实际上越来越变成头小尾大的三角型，而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体。

　　谁来帮助通胀威胁下的中产阶层？2004年开始主政的新一届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前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出口，现在已经走到阶段性极限。拉动国内消费是下一步中国发展的正道，而中产阶层正是国内消费的主力军。消灭贫困，增大中产阶层人数，是政府眼下的最关键任务，它涉及社会稳定问题。但解除中产阶层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让他们的消费能力充分开放，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保障。

　　如何帮助中产阶层——尤其是2006年通胀威胁下的中产阶层？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创新中寻找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是一个长期口号。就近期而言，作为政府最强有力的几个措施是稳定房价、利用金融手段抑制通胀进一步蔓延、避免使中国成为国际游资的狩猎目标。

　　７月21日，央行宣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0％，这对国际游资、房产商等各方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而业界普遍认为，其后必然还有后手。央行已经开始在这场外资、民资和国企并存的高度复杂的中国经济群舞中，扮演它本来的领舞者地位。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