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我多次就全球化的问题撰写文章。这些问题包括：不公正的全球贸易体系阻碍发展，不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引发重重危机，穷国一再身背债务难以为继，而当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肆虐之际，全球知识产权体系让救命的药物可望不可及。

　　我还就全球化的不正常现象著文。资金本应从富国流向穷国，但是近年来流向却相反。富国更有能力承受货币和利率起伏的风险，但却是穷国承受这种市场起伏的冲击。

　　确实，我对全球化的问题大声疾呼，以至于许多人错误地总结说我属于反全球化运动人士。但是我相信，只要管理得当，全球化具有可观的潜力。

　　大约70年前，也就是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提出了他的失业理论。这一理论讲述政府行为如何帮助恢复充分就业。尽管凯恩斯受到保守派的诋毁，但是在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上，他的贡献要比所有亲市场的金融家们加在一起都要大。如果采纳了保守派的主张，大萧条将会更为严重，而且替代资本主义的要求也会更为强烈。

　　出于同样原因，除非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全球化将会难以为继。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以前曾经有过挫折，将来也会有。

　　全球化的支持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全球化具有提高所有人生活水准的潜力，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法国年轻工人们感到困惑，如果全球化意味着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弱的工作保证，它又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呢？他们提出的这一问题无法再回避了。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人某一天都受益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长远而言，我们都将入土。

　　先进工业化国家中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早就被预料到但是却很少提及到的全球化的后果。完全的经济融合意味着全世界低技能工资的平等化，而且，尽管我们根本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底层人士的减薪压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技术上的改变在过去三十年中造成美国和其他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停滞不前，普通民众对此无计可施。但是，他们却可以对全球化有所作为。

　　经济学理论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从全球化中受益，而只是说总体收益将会是肯定的，而且获益者因此可以补偿失败者又出人头地。但是保守派主张，为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必须减税以及削减福利。美国已经这样做了。美国的税收累进程度变得更低，减税给了受益者，他们便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益。结果，美国及其追随者都变成了穷人遍布的富国。

　　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表明，还有另一种途径。当然，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力争提高效率。但是，投资教育和研究加上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造就生产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并使所有人更有保障，生活水准更高。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接近全民就业的经济为工人、投资者以及企业家等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利的环境来参与到新的投资项目以及公司所要求的风险承担当中。

　　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超过了政治和心态全球化。我们变得更为相互依赖，提高了共同行动的需要，但是我们并不具有高效和民主的机制框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需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而人们对这些组织的信心也从来没有如此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则表现得不屑一顾并且不遗余力地削弱它们。贸易谈判发展回合行将失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迟迟未能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这些只不过是美国对多边倡议的轻视的最新例子而已。

　　提高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解将会帮助我们提出补救措施，这些措施有大有小，其目标都在于提供救济以及解决根本原因。大量的政策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民众都受益，从而给全球化提供它目前所缺乏的民众合法性。

　　换言之，很明显，全球化可以得到改变。问题是，究竟是由于危机而强加给我们还是通过谨慎而又民主的思考和辩论来实现。由危机引发的变革可能带来反对全球化的效果，或者含有危险的重新塑造全球化的风险，因而只不过是给将来带来更多的问题。与此相比，控制进程就可能重新塑造全球化，最终全球化可以实现其潜力及其前景，那就是全世界所有人更高的生活水准。

　　（作者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版权所有：ProjectSyndicate，2006年）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