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洪其华发自上海

　　苏泊尔并购案尽管还没有结束，但它给刚刚出台的外资并购新法规已带来了不少的考验。

　　第一个考验是片面理解新规定是对外资设限。随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逐渐活跃，外资并购“新规定”孕育而出，这是规范外资进入中国的有力手段，但绝不是对外资进入的故意设限。规定中对于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如涉及重点行业，或导致拥有驰名商标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应进行申报；对于触及垄断红线的并购，要进行反垄断审查的规定，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利、有义务也有必要做的事情。

　　正如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所说：“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开放本身不是目的，在保证我们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进我们的利益才是目的。如果开放威胁到了上述目的，我们理所当然要限制开放。”

　　从此次新规定中首次明确外资以股权支付的方式并购国内企业这一点，可以看出，新规定不光是对外资并购进行了合理的规范，同时也为外资打开了新的“大门”，这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考验是新规定的可操作性。正如有关专家所说，该规定对何谓重点行业，何谓驰名商品、老字号等具体标准没有明确，这也导致有关部门在审查时可操作性降低，也容易使一些怀有各种企图的人有空子可钻。毫无疑问，重点行业应该指的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龙头行业，相信在一段时期内，商务部等相关部委将对此进行列举说明。

　　另外，在反垄断审查方面，正如苏泊尔案遇到的现实问题一样，苏泊尔市场占有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是否“进入”反垄断调查，但就是因为目前缺乏有公信力的市场统计数据，使得苏泊尔并购显得迷雾重重。

　　因为，数据之争或许不光是苏泊尔并购案遇到的问题，在外资并购越发活跃的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拿出权威的能让大家认可的统计数据，是否以后其他的并购案也会陷入到这个“数字深渊”中了。相信，如果我们有更科学的统计方法，有大家认可的统计口径，加上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配合，这些数据不是无章可循的。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