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社会学者

　　9月12日，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邱晓华新闻,邱晓华说吧)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这方面的需求。

　　邱局长的表态让笔者感觉很“爽”。当然，之所以“爽”，原因还在于我此前看到了关于国家统计局派专门队伍下基层局“核查”、“督办”统计数据的报道。在我看来，与一些“假、大、空”的前瞻、表态相比，实实在在的作为才令人信服，就像近期国家审计署再度“实在”地曝光一些国家部委的“小金库”数字一样。在此，邱晓华提到的“幸福指数”便指的是笔者所谓“爽”的感觉。如今，政府从统计简单GDP指数开始向“幸福指数”等“和谐”指标转移，虽说并非能一蹴而就，却也该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吧。

　　事实上，我们早落后了。早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就提出，社会发展应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直到30年后，在我们稍微“小康”且面临另一个可怕指数飙升的时候，我们才想到了“以人为核心”的“幸福指数”。

　　是的。在我们寻求“幸福指数”的时候，国人其实已经拥有了两个指数：一个是恩格尔指数，它呈递减趋势，说明我们花在“果腹”上的支出比例低了，生活质量在提高；另一个则是那个可怕的基尼系数，它一度达到0.47，说明我们的“痛苦指数”增大了，生活品质在下降。而且，如今的现状是，恩格尔指数提高带来的快感早已被基尼指数飙升带来的压抑吞噬殆尽，国民开始怀念起恩格尔指数高企但基尼指数低于0.2的“毛泽东时代”了。这才有了中央政府对“和谐社会”的战略定位，也才有了邱局长的表态。可以说，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吧。因为我们的政府终于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幸福指数”才是老百姓真正追求的人生境界。而“富裕”不过是“幸福”的一个前提而已。

　　“炒股”的人都知道，其在股市投资生涯中幸福与否，并不取决于上证指数涨了多少点，而在于股民自己赚了多少钱，还在于与此同时其他股民赚了多少。如此，既有“战绩”，又有比较，投资者才会有满足感。当然，四年大熊市中有的人赔钱少，相形于倾家荡产的而言，他也会觉得有些“安慰”，但这样的“幸福感”便是低级的了。所以，在指数的涨跌间，炒股者会体验到不同的“幸福”，但这种幸福的“实在”程度却是和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满足相关联的。只有到了一定的“线”上，才谈得上“幸福指数”。所以在总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国宏观经济又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便正是我们需要追求“幸福指数”的大好时机。因为，为国家稳定计，为执政信誉计，为百姓福祉计，我们早该这么做了。

　　“幸福指数”包含的内容很多，广义讲可以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指标系统”、“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指标系统”以及“个性发展活动指标系统”，而每一个系统都是一个“目标集”，涵盖范围很广。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甚至单单在“个性发展活动指标系统”中便为其分出了15个“子指标”。因此，“幸福指数”的统计便尤其难，国家统计局要想“统”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计结果，其需要做的工作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可谓“知难行亦难”。一不小心，便会贻笑大方。不是么？诸如“上海人收入最高但却不怎么幸福”、“已婚者比单身或离婚者快乐”、“美满婚姻相当于年赚10万美元，有美满性生活的夫妻相当于年赚6万美元”之类人所共知且有趣的统计已经有人做了。我们的统计部门需要统计的，无疑是更具挑战性的那一部分“和谐”与“幸福”。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