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金融业恐怕是最怕起哄的行业了，有了一些说事的由头，有了煽风点火的人，很多能够自我实现的预期往往会被“张罗”出来。

　　目前人民币可以被拿来说事的由头似乎实在颇多：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新低、8月份顺差的新高、举行在即的西方七大工业国（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以及美国新任财长鲍尔森的访华。以上市场已有的表现和友邦将有的口信，无一不是张罗更大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良好素材，而最想煽风点火的力量当然是一些投行了。

　　被“张罗”的升值预期往往倾向于扩大升值的合理幅度。应该说，外汇占款、国际压力等问题确实使人民币存在着真实升值压力，但是，人民币升值涉及多种经济主体的重大实际利益，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如何解决应该在国家的全面统筹安排上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投行等一些金融机构乐此不彼地“张罗”出来的升值预期常常会将其扩大化，这显然只是为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服务，这种扩大化与国家应有的统筹安排相距甚远，有时可能还是完全相反的。

　　被“张罗”的升值预期还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市场普遍的预期，让市场朝一个方向努力，境内的经济体减少美元头寸，境外热钱进一步流入，就此形成更多的外汇占款，“名义”的升值预期变成“真实”的升值压力，最终促使预期自我实现。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升值预期的这一传导机制正在顺畅地运行，按照有关统计，最近一年半以来，流入我国的热钱规模已达790亿美元；一些境内的大银行也正在为大规模的美元头寸苦恼不已。

　　被张罗的预期显然也是不会反映问题全貌的。一些有助于升值预期形成的因素被着重的强调，而一些抑制升值预期形成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比如近期，投行便着重强调几个重要国际经济会议可能给我国施加的升值压力，同时，对我国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已大幅降低等因素，以及国家不会抛下出口企业不管的关键常识则实施“冷处理”。近期汇市波动也是一个颇值玩味的不对称报道，9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创汇改后的新低被大肆渲染，但对于9月5日-9月11日的快速回调则轻描淡写，而实际上，5日之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又以每天40-60个基点的速度回调，至9月11日已突破7.96关口。很明显，这种“选择性的问题反映”为的就是将预期张罗进去投行设定的目标。

　　在现代经济中，投资银行业是个很特殊行业，它在为社会经济创造大量有用价值的同时，也常常威胁着经济的安全运行，这种威胁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变得更加大，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大投行逡巡游弋于国际经济舞台，他们富可敌国，投资的决策常能搅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转。

　　除了拥有巨额的资本之外，投行力量的“恐怖”还深藏于他们的深邃的学识、过剩的智慧和良好的关系之中。大投行中总有大学问家，他们可以运用优美的语言、复杂的数学工具去做出各种需要的论证，比如从币值对比的角度，尽管本国通胀与外国通胀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两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我国通胀的时候，投行说人民币在实际的贬值，为了抑制顺差的进一步扩大，那该升值；而其他国家发生通胀，投行就说我国货币价值走强，也应该升值。总之，他们总能找到升值的道理。而有了过剩的智慧和良好的关系，这些论证自然就被努力地张罗成市场的预期，从而为他们巨额资本的进一步增值服务。

　　应对投行对预期的张罗并非易事，在有关问题上继续保持坚定的政策立场是应对的关键，除此之外，媒体的责任也是阻止投行控制预期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警惕性，媒体很可能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投行张罗预期的工具。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