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曝出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仍处于有关方面的深入调查之中，但已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其实，多年来各地的社保基金违规事件时有发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审计署专项清查结果显示，1992年至2004年，仅养老保险金就有约100亿元被挤占挪用。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制度也因此经受着沉重的拷问。)社保基金频繁被挪用是由于管理和监督机制先天有漏洞。

　　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比较大，年年积累沉淀下来的资金总量可观。在许多国家，养老保险金被称为“第二财政”；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对个人来说，资金收、付的时间跨度往往达到几十年。这个时间差的“意义”，一是天然地被一些资金大、周转时间长的重大投资项目青睐，令企业界、资本界的觊觎者垂涎欲滴，二是各类挪用行为发生后，在短时间内无需担心被挪资金的偿还压力，并且“时间差”也增加了挪用行为的隐蔽性。

　　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目标大、项目多，普遍感到财力吃紧，社保基金由此成为眼中“肥肉”。尽管应由社保部门管理，但地方政府的统配调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基于以上特点，社保基金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监管制度作为“管家”。然而，现状却是我国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监管体系都不完善。在管理体制方面，目前各地积累的社保基金由各地管理，地方社保基金管理部门(一般直属于当地社保局)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呈有机可乘而无人监管状态；在监管体系方面，地方的财政、税务、银行、审计、工会等多个部门都参与管理，实际操作往往造成“九龙治水”、职责不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我他互不得罪”的心态比较普遍，带来的后果是管理部门很多，而发挥作用的很少。

　　自1998年起，国家明确要求各地社保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基金必须按规定全部纳入社会保险基金财政账户，最终形成劳动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银行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并未真正做到。在此情况下，监督体系成了“先天不足”。即使建立了内部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的三方监督体系，也难免违规操作的风险。一是内部监督和政府监督出自一个利益共同体，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相互监督，在道德自律极易失效的情况下，社保资金也就“岌岌可危”；二是社保资金运作不公开、不透明，社保费缴纳者只知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在管理自己的“保命钱”，却无从了解这笔钱如何被管理，社会监督形同虚设。

　　上述现状给我国社保基金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建设提出了要求。在大力推进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尽快从推进管理行为透明化入手，从而在短时间内建立公开、透明的基金运作模式，可能是破题的一个关键。

　　近年来，各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逐年增大，这一现实赋予了基金管理者更多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充分理由。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基金看管者绕开了“游戏规则”随心所欲而为，那么依然处于黑箱中的行为，即便再完善的体制也鞭长莫及。

　　综上所述，当前亟须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社保基金营运的透明度，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者、投资者等各方获得充分的信息，减少因不完全甚至虚假错误信息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基金营运机构必须将基金投资的成本、效益及其他重大事项及时向公众披露，监管机构则着重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社会保险机构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告社保基金的支付、积累、运营等情况，并通过法规予以明确应由何种机构、通过何种形式，并以何种周期、以何种标准和规则向参保人公布，公布何种信息等关键问题，逐步实现社保基金的公开公平公正运作。由此，基金营运机构才能置于监管机构和基金持有人的双重监督之下。

　　“养命钱”的所有者是老百姓，所有者的需求理应得到表达，管理者的运作情况也应被知晓。但我国现有制度缺乏让所有者与管理者沟通的桥梁。实际上，在国外，这方面已有较为成功的做法。日本有一个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成员由民间人士组成，包括普通老百姓代表、法律专家、社保业内人士等各界人士。委员会定期开会，讨论百姓关心的社会保障大事，并把公众关心的问题和意愿反映给社保基金管理方，从而实实在在地赋予参保人以知情权。（高路 黄庭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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