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路两侧一幢幢造型独特的西洋建筑依稀可以唤起这样的记忆：解放前，这里曾拥有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中外银行100多家，总资本占全国15%，雄居中国第二大金融中心，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百年沧桑变换，天津几度沉浮。如今，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大幕正在天津徐徐开启。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今后我国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特别是涉及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的突破试验，将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外汇管理改革等成为滨海新区突破的四大方向。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的改革与开放，都曾带给我们快速崛起的惊喜。天津能否借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契机，成就往日的辉煌？我国的金融改革尤其是备受关注的汇率制度改革，能否通过天津试点孕育成熟，迎战即将到来的金融全面开放？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全局，关系经济的方向与未来。

　　近期，本报邀请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瑞士信贷董事、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01期。

　　天津试点成败攸关

　　《21世纪》：天津金融试点对推进金融改革的意义何在？您认为此次改革试点有哪些实质性突破？天津能否很快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或建立起“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陶冬：我认为天津金融试点，是中国政府为推进金融改革一次重大尝试，为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营造一块试验田。既然是尝试，就可能成功或者失败，但是这一行动至少为中国金融业大面积开放推进了一步，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

　　所谓金融改革包括体制上的改革和产品上的创新两部分。体制上的改革中国已经做了一些，包括上市、引进外资、国家注资等等，但是还有很多进一步的文章需要做。天津金融改革的试点中可能更多地偏重于产品创新，将一些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交易，但是又有必要的金融产品在天津试点，这对于推进整体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有重大意义。

　　天津试点首先是一个政策理念上的突破。至于措施上和产品上的突破，目前还言之过早。执行和细节有时比政策更重要，深圳、上海的成功以及海南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由执行决定的。

　　把这一次改革的城市选在天津，中央肯定有平衡南部经济和北部经济的考虑。而天津在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还拥有一定的金融业人才，现在又加上中央政策的支持，这些都是有利因素。但是金融毕竟不等同于产业，资金的流动是全国性的，金融的性质就决定了这项试点很难通过保税区、特区来进行。资金的区域性防火墙怎样设定，一旦试验不成功，如何减轻对全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都是很大的课题。

　　巴曙松：在现代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理论上说，一个金融机构在任何有网络覆盖到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直接连接金融中心的各种金融交易，例如，即使远在西藏，同样可以进行深圳上海的证券和外汇交易等等。因此，天津金融试点的意义，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方面，或者说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因为现有的金融中心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天津的企业和居民同样可以在天津通过广泛覆盖的金融网络享受到。

　　因此，天津金融试点更多应当表现为一种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对当前金融改革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先行探索，例如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一系列私募金融产品的探索等等。

　　金融试点与其他领域试点的极大差别是，不同机构、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之间具有复杂而且紧密的互动联系，这就会极大限制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试点的可选择性。例如，汇率波动幅度从发展趋势看是需要根据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不断扩大的，这可以说是汇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如果仅仅在天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那么，就可能会在天津的人民币汇率与其他地区的人民币汇率之间形成频繁的套利机会，进而干扰到整个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创新的突破口应当重点谨慎选择在一些制度性的探索，例如对公募和私募的适当区分，等等。

　　我不认为天津会很快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从国际经验看，金融中心的成长，如同一片茂盛的森林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与持续的努力，需要特定的金融外部生态环境的支持。同时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一些大型的城市重新开始重视金融业，也陆续提出了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不同城市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中国目前暂时还并不需要数百个国际性城市一样，这样当前也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金融中心，有的城市积极争取金融中心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与大家越来越关注金融业带来的就业、税收、GDP增长相关，对于从整个金融体系的完善角度未必有足够的关注，因此在天津的金融创新中需要避免类似的问题。

　　汇改不能一蹴而就

　　《21世纪》：在天津的改革思路中，明确提出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步取消核销制度，以及放松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探索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等改革内容，这会否成为新一轮大规模汇改的前奏？您如何评价这项改革？

　　巴曙松：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扩大，国际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在提高，因此，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越来越需要一个日益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一个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货币，来适应这种客观的需要。

　　不过，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两个相互联系、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别的两个领域。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当然会加大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但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汇率制度同样也可以在存在资本项目管制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近年来的进展并不大，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约束，往往总体上进展有限，天津可以在这个领域进行积极的探索。

　　陶冬：我认为目前汇改的路越走越窄，需要新的方向和新的动力。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引进了大量的生产线，巨额贸易顺差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在资本流向上，中国长期贯彻着“松入严出”的思路，非政府关联的资本项目的顺差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结构性的。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出现升值压力是正常的，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政府目前所做的，不过是通过大量买入外汇，来舒缓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但这不是根本的办法，未必能达到汇率改革的根本目标。汇率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汇率水平的市场化，在于外汇需求供应的相对均衡，而不是外汇由政府一家买入。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下，以及贸易资本双顺差的情况下，引导资本合理、有效、有序的外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实现外汇供求在市场这个层次上的均衡。

　　当然，政府也通过引进QDII机制，鼓励国内资金赴海外投资等措施来舒缓这一压力。但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则是推行在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天津获准进行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试点，我认为是非常及时的，但任务也相当艰巨。

　　《21世纪》：按您的思路，汇率体制改革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推进？

　　陶冬：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这一经脉还没有打通之前，汇率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就只能够小步缓进。正像前面提到的，在贸易和非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巨额顺差，在相当程度是结构性的，那么汇率升值的压力就会长期存在。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目前还不能使人民币出现急速的升值。目前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在通过小计量、高频率的让步，来争取时间，推进银行改革，推进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过程。

　　实际上，汇率体制改革牵扯到很多进一步的问题，比如中国的银行改革、出口业的布局，还有本国的货币政策等等。现在一方面需要其他领域的积极配合，另外一方面需要创造机会继续推进汇率改革。这包括创造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一些衍生工具，为国内的企业、个人，提供避险工具，提供市场价格。

　　但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过程必定是渐进的、自主的。在银行改革没有大体成功之前，过快地开放人民币可兑换，可能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同时也可能为转移国有资产、腐败提供方便之门。汇率的改革不会一蹴而就，我相信目前在天津进行金融改革试点就是为下一步的汇率体制改革布局。

　　巴曙松：所谓汇率改革，实际上更准确的讲就是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要使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更为市场化，更为灵活，实现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这就要更多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水平，发现市场的均衡汇率水平，其中就主要表现为放松对于不同环节的外汇供给和外汇需求的限制，在此基础上，稳步扩大汇率的波动幅度。

　　以改革迎开放

　　《21世纪》：今年年底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开放，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系统的整体改革，以改革迎开放？

　　巴曙松：从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看，开放依然是推动金融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

　　首先，要积极探索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协调机制，许多外资金融机构虽然在中国市场上会遵循分业经营的要求，但是在海外的总部层面有不少是实现了混业经营的，这就使得分业的国内金融机构面临竞争的不利格局，也会加大金融机构在协调成本。

　　其次，金融创新的机制同样值得深入研究。下一步的金融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的竞争，那么，金融创新还需要继续像原来一样有漫长的、不确定的审批程序吗？还会继续沿用一些以政府文件形式进行的优惠政策、倾斜政策吗？还会继续给市场一个十分不清晰的金融创新预期吗？如果是这样，金融创新就会依然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第三，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金融监管机构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要遵循WTO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要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对中外资银行实行统一的监管，还要适当对本土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前一阶段中国银监会在外资银行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条件，就体现了这种监管理念上的积极创新：既遵循了WTO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对中外资银行实现了同等的监管要求，还在一定程度对本土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本币的零售业务市场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保护。

　　陶冬：根据WTO协议，今年年底中国将要全面开放金融业，我个人相信这种开放未必立刻就会带来重大震撼。这就好比大坝开始蓄水，坝体将开始承受考验，但是即使存在某些问题，也不会马上出事。

　　其实，中国还有很多非准入壁垒手段，可以用来放缓外资进入的步伐。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号称为全球金融开放的典范，它允许世界上任何一家金融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应该说准入门槛很低。但是，在这一门槛后面还有其他的门槛，比如新加坡规定：每年任何一家外国银行只准在新加坡设立一家支行，每一家支行只允许有一台ATM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新加坡银行业依然被DBS和UOB所垄断。但是，通过其它措施来减缓外国银行竞争可能带来的冲击，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中国金融业来讲，目前是改革的机遇，也是挑战，更是一种必需。希望天津在金融产品创新上能够带一个好头。

　　（实习记者杨柳、吴炜惠参与论坛）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