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工作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

　　■本刊记者 水木 编译

　　8月13日， 当88岁高龄的迈克·华莱士传奇般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迎面而坐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手心里，恐怕早已捏了一把汗——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就“对美国的仇恨”、“把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纳粹大屠杀不存在”等问题，这位言语狂放、强硬派的伊朗总统被不断逼问，最后以叫停强行结束了采访。

　　依然言语犀利，依然咄咄逼人，重出江湖的华莱士，扔给新闻界的又是一枚重磅炸弹。此时，距这位美国资深电视记者、王牌节目主持人宣布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的岗位正式退休，已有两月之久。

　　修剪利落的头发、一身黝黑的健康肤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年轻二十多岁。

　　在他6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接受过他采访的，既有各国政界领袖，也有商业巨头、民权领袖、小偷和骗子。声名显赫之辈和臭名昭著之徒，都是华莱士节目的客人。

　　“无惧、无耻，但极棒”——这是熟悉华莱士的人给他的评价。他喜欢穷追猛打式的采访方式，他对新闻的执著到了“顽固”的境地。美国舆论界对他褒贬不一，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正义的化身，完全履行了“正直、顽强、公正”的新闻承诺；反对派则送他一顶“胆大妄为”的帽子，弦外之音是，他是一个少有的麻烦制造者。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广播电视生涯中，他参与创办和主持了“迈克·华莱士访谈”、“深夜追击”、“60分钟时事杂志”等一系列震撼美国和世界的新闻栏目。

　　我听到了召唤

　　1918年，华莱士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户市民家庭。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好先生，打理着一家杂货批发店；母亲则是个性格冰冷的抑郁的家庭主妇，在华莱士的记忆中，无论做得多好，都难以得到她的赞许。

　　童年的华莱士调皮捣蛋，曾因在超市偷口香糖而被母亲严惩。很小，他就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7岁学拉小提琴，常在一堆女生面前卖弄。

　　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个长着两条细细的圆规腿，渴望做一番别人从没做过的事业的年轻人，很是犹豫了一番：是成为一个音乐家，还是像哈里·迪克那样的网球明星？这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都没有唤起他最大的热忱。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个新的行业——广播电视业悄然兴起。大学一年级末的时候，迈克·华莱士第一次走进大学的电台，未来的命运就在那一刻决定了：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设备，他有一种被电击的感觉，“我感到了一种召唤。”

　　在当时波士顿的布克林，“播音员”还是一个鲜有人知的新名词。当儿子最终选择了电台播音员这个职业时，父母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比得上老师和律师吗？母亲给儿子打电话，“迈克，很多人在布克林听到了你的声音，我也听到了。所有的人都很高兴，我们也以你为荣。但是，播音员是个什么职位？可以竞选议员吗？”母亲的声音既幸福又狐疑。

　　“妈妈，它比议员更棒，因为整个美国都在聆听我的声音，而议员却做不到。”年轻的华莱士高兴地回答。

　　毕业后，华莱士选择留在底特律的一家电台。到1940年，这家小电台显然已经容纳不下这条未来的大鱼。华莱士携带新婚妻子诺尔玛·嘉比，去了芝加哥，并且迅速成为当地广播界的宠儿。

　　在无线广播的初期，没有新闻评论员，广播招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讲故事，评价播音员好坏的标准在于他(她)的故事讲得如何。刚满23岁的华莱士，一夜间成了“风城”最受欢迎的表演者——读报的人放下了报纸，主妇们忘了针线活，孩子们更是睁大双眼……他们全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华莱士的节目。

　　此时，华莱士已经决定了——要做就做全美最伟大的电台工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华莱士应征入伍，在海军当了两年半军官。二战结束后，他回到芝加哥，重返广播世界。战后的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广播电视业处于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华莱士以他营造的美妙氛围，俘获了无数听众，这些听众中不乏一些美丽女性。绯闻不断进入嘉比的耳中，家庭战争开始无休止地打了起来。

　　绯闻以及繁重的工作，最终导致华莱士第一次婚姻的破裂。1947年，华莱士与诺尔玛·嘉比正式分手，两年后他与电影明星芭芙走到了红地毯上。在华莱士的怂恿下，颇有表演天赋的芭芙也加盟电台，两人出双入对，共同主持一个在芝加哥姿帕斯夜总会举行的深夜清谈节目——“姿帕斯讲场”。这个以调情为主的轻松幽默的节目，一下子就抓住了受众的心理，人们茶余饭后无不以谈论“姿帕斯”对话为乐事。很快，这档在芝加哥大为火爆的节目，引起了远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关注。

　　CBS高层毫不迟疑地向华莱士抛去了橄榄枝。1950年，华莱士与妻子芭芙一起迁居纽约。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观众推出了清谈节目“迈克·华莱士和芭芙·科贝”。在这家迅速崛起的大电视台里，华莱士什么节目都做，从电视新闻到商业广告，从清谈节目到问答竞赛。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华莱士和芭芙的节目没有让新东家失望，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纽约的家庭主妇都沉迷于窃听邻居小情人的绵绵情话，而他们就是人人羡慕的那对小情人。

　　事业日趋辉煌，华莱士和芭芙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1955年，华莱士和芭芙分手，他们共同主持的节目也因为他们的离婚而停播。

　　让儿子为我感到骄傲

　　婚姻上的又一次失败，让华莱士的生活陷入了混乱。蜷缩在家中，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根本没有心情工作。

　　在波多黎各海边休养的时候，他邂逅了女画家洛兰·佩里戈德，一见倾心。最终，洛兰被华莱士的口才和诚意打动，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孩子跟华莱士到纽约定居，成为第三任华莱士太太。

　　1956年是华莱士职业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纽约电视台邀请华莱士主持一档晚间新闻节目。38岁的华莱士已经不甘心仅仅只做清谈或者闲聊节目，他敏锐地感觉到，受众的兴趣变了，他们更渴望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面。

　　华莱士开始在纽约电视台第五频道一档由特德·伊兹制片的节目中担任主持。1956年10月，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电视人开创了一种热点新闻报道的实验形式——“深夜追击”。

　　这是一档完全不同于过去形态的电视新闻节目，它把焦点集中在种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上。第一次做节目，他们就拿最有争议的《花花公子》杂志开刀。在华莱士的咄咄逼问下，《花花公子》负责人休·赫夫纳表情尴尬，不停地扭动身体，终于没能逃过华莱士的逼问。“深夜追击”一下子令全纽约震惊，有人称华莱士为“荧光屏上的杀戮战士”，说他“会把人撕成两半”。

　　让华莱士得意的是，“电视观众赞同我们这么做，电视评论家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当时纽约臭名昭著的政界人士、商业巨头、娱乐圈名人，不管结果如何，都希望在镜头前接受我们的挑战。”

　　“只要我们的调查足够扎实，任何我们的电视观众可能想问的问题，我都会毫不留情地追问被访者，这有可能是抓着别人的隐私不放，甚至是无理的、挑衅的。”在自传《你我之间》中，华莱士为自己的风格辩护。短短两个月后，“深夜追击”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创造一种特别的东西。”

　　正当他的职业生涯再次高飞之时，个人的灾难也悄然降临。1962年，华莱士19岁的长子彼得，在独自去希腊的旅行途中失踪。华莱士火速赶往希腊寻找儿子。当他顺着彼得走过的山路搜寻时，注意到路面消失的地方有一处悬崖，他冲到那儿，看到了500英尺悬崖下儿子的尸体。华莱士悲痛欲绝。他想起彼得临行前曾和他说，美国精神其实就是一种颓废精神，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而父亲的节目却让很多人激动，因为他们在节目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当时，华莱士郑重答应彼得，“凡是涉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事，我都将深入到新闻背后的深洞中。”

　　“彼得离开以后，我知道余下的半生，惟一应该做的就是严肃的新闻。我应该做一些让彼得为我感到骄傲的事情。”从这一年开始，华莱士放弃了其他一切节目，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电视新闻中去。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围绕肯尼迪枪击案扑朔迷离的背景，华莱士和他的团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进行报道。连续4天，华莱士坐在演播室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屏幕直抒胸臆，把肯尼迪总统的政治立场、性格魅力娓娓道来，他甚至不断复述肯尼迪讲话的一些内容，再现了肯尼迪深沉而热情的道义信念，充分展示了自己驾驭突发事件的能力。

　　“迈克-华莱士-在-此！”

　　彼得死后第6年，华莱士在各大电视台兜兜转转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CBS旗下。1968年，CBS总制片唐·海华特决心推出一档新节目，他把目光投在了华莱士身上，并把他和业内颇有名望的新闻记者哈里·瑞斯组合起来。

　　“唐告诉我说，在这档节目中，他需要一个人们憎恨的人来做主播和记者，那个人就是我。我当时认为海华特一定是疯了，我说不行。”华莱士对这种另类方式表示怀疑。一开始，这档节目一直在收视率的低谷徘徊。5年后，“60分钟”时事杂志就被安排到了CBS新闻频道星期天晚上播出，这正是最黄金的时段。此时，“60分钟”已成为CBS最具冲击力的引爆社会舆论的重磅炸弹。开播四十多年来，“60分钟”一直位列全美收视率前10名。

　　跳动在“60分钟”里的那颗心脏就是华莱士。在这档节目中，华莱士一直和世界上最强势的人一对一地对着干。他告诉霍梅尼，埃及总统萨达特认为他是个疯子；他逼着倡导“伊斯兰国度”的黑人和种族主义牧师路易斯·法拉坎承认，是他鼓动别人杀害了美国1960年代初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

　　在美国动荡不安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的新闻观——放肆，张扬，真实，深入。他与唐·海华特一同将“60分钟”打造成具有好莱坞星光幻影的精彩栏目。在海华特的眼中，华莱士是“传媒王国的异教徒，新闻行业的盗火者”。这恰恰与他自己设想的“60分钟杂志”风格吻合。

　　“60分钟”节目曾经打出一个广告：“哪4个字会让骗子和流氓心惊胆战？”答案是：“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

　　华莱士经常进行“突袭采访”，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来到某人的办公室，把麦克风放到被采访者的面前。

　　自“60分钟”开播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接受过这个节目的采访，只有现任总统布什拒绝采访，华莱士讽刺他为“林肯以外另一个永远坐在原处的总统”(林肯的雕像是坐着的)。

　　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风格，奠定了调查式电视新闻的标准。他勇于追问那些令人难堪的问题——那些人人想问，却又无人敢问的问题。在与同事的论战中，他毫不客气地抨击美国的新闻风气，“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新闻从业者的良心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从业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也是可耻的逃避行为！”

　　这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采访风格，引起了激烈的争议。1991年，他采访美国著名歌星、影星芭芭拉·史翠珊，尖刻地问对方“为什么会落下‘婊子’的名声”，并转述其母的话，披露了她在和他人建立紧密关系上的失败和无能，把素来强悍的芭芭拉当场逼哭。十多年后，华莱士承认那一次自己过分了。“这次访谈只是说出了事实，但毕竟她不是坏人。”

　　采访邓小平和江泽民

　　1986年9月2日晚，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只有100多字的短消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消息一出，引得全世界一片震惊，各国政治家竖起了耳朵，世界各大媒体记者千方百计地打探此次交谈的内容。

　　1986年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对西方来讲还是很神秘的，而邓小平是这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领导人。多年来，要求邓小平接见的外国新闻记者早已排成了长队，而此前只有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过邓小平。CBS是第一家采访到他的电视媒体。据说，这也是邓小平惟一的一次一对一地接受电视记者的专访。华莱士此次独家采访邓小平，让CBS在全世界名声大噪。

　　5天之后，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人们从这张熟悉而平静的面孔上，领略了一个东方政治家的才干和智慧。华莱士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邓小平热”，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世界所有重要媒体的舆论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人民日报》于9月8日和9月15日分两次刊登了邓小平与华莱士谈话的详细内容。1993年9月，《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8年后，华莱士向中国记者披露了这次采访的细节。

　　1986年初，华莱士由好友辛迪·瑞汀博格引荐来到中国。辛迪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后来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朋友。华莱士一行在南方领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当时，海外媒体和舆论讨论最多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从南方一路畅游到北京，华莱士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直接采访这场改革的发起人，从他的嘴里找到答案？于是，“60分钟”栏目组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华莱士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北京方面正式答复说邓小平愿意接受采访。

　　后来，华莱士谈到对邓小平的印象时，说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采访过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但邓小平和他们都不同。他的智慧，他面对挫折表现出来的豁达态度，他的务实精神，他说话直截了当的风格，以及他人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都令西方人着迷。

　　2000年，华莱士在北戴河见到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采访中，针对中国的民主状况、中美关系、李文和间谍案等诸多敏感问题，华莱士把他想问的，都毫无避讳地问到了。两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用幽默缓和气氛。在采访中，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还是那个华莱士，还是典型的华莱士的强硬风格。江泽民对于这次采访和华莱士本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巅峰背后——沮丧和愤怒

　　镜头前的华莱士总是锋芒毕露，自信无限。然而，绚烂星光背后，这颗灵魂也在阴影中挣扎了二十多年，他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强大能量的人。”

　　在CBS华莱士回顾特别节目《我是迈克·华莱士》中，华莱士向同事莫利·塞弗承认，自己曾经长年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噩梦始于1981年。当时，华莱士做了一期后来给他带来巨大麻烦的纪录片“没有算在内的敌人：越南的欺骗”。在这档节目中，华莱士以一贯的作风，逼问参加越战的美国将军威斯特摩兰是否谎报军情,夸大越共实力,导致美军在越战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节目播出后，威斯特摩兰以诽谤罪将华莱士和CBS告上法庭。官司打了4个月,最后由CBS作出道歉,而威斯特摩兰也放弃了1.2亿美元赔偿的要求。

　　那年秋季，华莱士几乎每天都必须列席法庭，坐在被告的位置。“坐在法庭上，听着自己和同事不断地被叫作说谎者、造假者甚至叛徒”，这对一直为自己的职业和成就骄傲的华莱士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折磨。“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道德和名誉被撕裂了，即使审判结果完全有利于我们，都不能弥补这种伤害。”

　　华莱士越来越沮丧。他开始整夜失眠，开始吃安眠药，结果早晨神志昏沉，无法起床，没有胃口，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情绪的极度低迷一直持续到当年冬季。和第三任妻子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婚姻之后，华莱士又开始独自一人生活。幸好这时有了玛丽·伊兹。玛丽的前夫特德·伊兹是华莱士在“深夜追击”中的同事和搭档，两家平时交往甚密。1967年，为NBC拍摄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六日战争新闻时，伊兹在东耶路撒冷中弹身亡。华莱士和玛丽最终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她的爱和支持，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华莱士对玛丽一直心怀深深的感激。

　　对这桩官司，华莱士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在他看来，CBS的管理层要为这个案子负一定的责任。“我对我那些上司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惑不解。”

　　在所有新闻报道类型中，调查性新闻是风险最高、耗时最长、成本最大的一种，稍有闪失，就可能引来巨大麻烦。在各种势力的博奕中，他也常常面临抉择和矛盾。

　　自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电视新闻节目都要依靠香烟广告商的赞助，华莱士的节目也不例外。他会在节目一开始来一段香烟广告。访谈结束后，面对镜头再做一段香烟广告；有时也会在节目中谈到近来去欧洲的旅行，称赞Philip Morris香烟是海外旅行的好伴侣；他甚至会在节目现场抽烟，这是广告商的要求，而华莱士自己就是个老烟枪，觉得“在镜头前抽烟，有一种很好的现场视觉效果”。

　　然而，1994年，华莱士和以调查新闻见长的同事洛威尔·伯格曼一起，把视线投向美国的烟草行业。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烟草巨头B&W的一桩绝密丑闻，并由此找到了曾担任该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掌握着公司绝密资料的韦甘。但是，韦甘被解职之前，曾和B&W签过保密协定，如果韦甘的面孔出现在镜头前，可能会引起法律上的麻烦。

　　为了避免可能的商业利益冲突和法律诉讼，CBS高层开始向“60分钟”节目组施加压力，要求删除对“吹哨人”韦甘的采访，在报道中不直接点名，而是代之以匿名的“某烟草业巨头”。CBS新闻中心主管唐·海华特对华莱士反复强调：“记住，我们并不是联邦的光荣斗士。”最后华莱士做出妥协，同意节目按管理层要求删改后播出。

　　在2005年出版的自传《你我之间》中，华莱士承认了自己的悔意，认为自己当时所做的妥协后来证明是个错误。CBS上层对“60分钟”节目的干涉，让他感到愤怒，让他有被背叛的感觉。同时，他也坦承了自己当时的怯弱，“我不想放弃CBS给我带来这么大满足感的这个职位，我当时已经77岁了，如果再在别的地方从头开始，已经太晚了。”

　　烟草业黑幕的这次报道，也改变了华莱士与新闻战友之间的关系。在华莱士的职业生涯中，海华特原本是特德·伊兹之外，对他影响最长久和最重要的制片人。但是烟草案报道之后，两人的关系破裂了。“我永远无法原谅海华特没能顶住公司要求我们封口的压力,他这样做，损害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损害了‘60分钟’具有标志性的、对事实无畏报道的传统。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了。”

　　另一方面，当时拒绝删改节目的伯格曼，对华莱士的“背叛”也极度不满。由于和管理层的关系紧张，他在愤怒和抑郁中离开了CBS，这一直让华莱士心怀歉意。

　　如今，华莱士每天都可以心满意足地和妻子玛丽共进晚餐了。然而，他依然不愿意退出这个曾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舞台。“我的眼睛和耳朵确实不如从前了，但是，只要有可能，我还会往前走。”他摆明态度：“退休是一回事，处于退休状态又是另一回事。”

　　尽管“60分钟”节目组不乏美国最一流的男女主播和记者，但是人们依旧会怀念那个总爱向名人抛出凶狠问题的华莱士。CBS仍为华莱士保留着单独的办公室，华莱士也会不定时地参与“60分钟”的节目制作。现在，他还剩下一件事没完成——采访总统布什。华莱士开玩笑说，自己曾给白宫写过一封信：“在我和落日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前，请让我有机会采访总统阁下。”为此，华莱士会随时做好准备。

　　“我的墓志铭？我希望这样写——他粗鲁，但是公正——就这一句，我不需要别的。”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