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权衡》

　　一个歪打正着的现实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转移产业、共同崛起的极好机会

　　□ 汪 涛 中兴通讯印度公司总经理

　　西方学术界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二战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产业转移规律，就是每隔20年就会发生一次全球性的产业区域转移。之所以会形成每20年左右的产业转移周期，是因为新的被转移地发展20年后，其相应的生产要素成本也会开始大幅度上升，同时其本身也会产生产业升级的需要，从而又需要开始将低端产业向新的地区转移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产业转移现象。

　　第一次是二战后欧美产业向日本转移，造就了二战后日本经济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

　　第二次是从欧美、日本转向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四小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美（巴西、阿根挺、秘鲁等）；

　　第三次是全球制造业转向中国，全球服务业转向印度。

　　当全球产业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之后，即有与过去的产业转移规律相类似的地方，也有极大的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产业转移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一样的，就是当前一个转移地的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其最低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就必然会开始不断下降。当这种下降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必然要产生向其它地区转移的要求；不同之处是：中国和印度盘子太大了，一个国家就相当于过去二次产业转移的十几个国家，这使他们的产业转移在下一个波次发生的时候，未必一定是向其它国家转移，而是很有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不同地区内部。

　　但是，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完全清楚地预见到现在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因此给理论上存在的在自己国家内进行的第四次产业转移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而一个幸运的机会是，中国和印度现在的客观条件却使双方成为下一个产业转移最理想的海外目的地。

　　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已经开始

　　全球制造业转向中国沿海地区的第三次产业转移开始于80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全球服务业转向印度开始于90年代初，到现在也接近20年。事实上，在2000年前后，西方和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已经有所争论—中国是否会象过去一样经历向其它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的学者们其实也早就认为中国的潜在劳动力过于巨大，因此认为21世纪初的20年内，中国不会发生向其它国家的产业转移，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至少高速增长20年，西方学者所谈的20年产业转移周期在中国不会再出现。但是，中国学者们并未深入地预计到：即使产业不会向其它国家转移，但也会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发生转移。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未完全错。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出现苗头，并且相关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显著。

　　民工荒。从2004年初开始，一个让自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中国学者很惊讶的现象横扫中国沿海地区，这就是民工荒。其实，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多得很，并不缺少劳动力供给，问题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沿海地区10多年稳定不变的劳动力工资已经不能再接受了。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内地农村农民的收入渠道增多，并且中央采取了取消农民税费等政策，这些使得作为比较的农民收入基数上升。从而在原有工资条件下，劳动力的供给迅速短缺。从2004年起，沿海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持续大幅度上升。2006年中央进行收入制度的改革，再次刺激了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大幅上升。珠三角地区最低工资已经上升到780元人民币（约合4450卢比），深圳关内最低工资2006年6月30日起已经调高为810元人民币（约合4600卢比）。而几年前即使深圳的生产线工人工资也普遍在400元（约合2300卢比），甚至更低。这意味着沿海地区最低劳动力成本已经在短短2年多时间内猛然上升1倍多。

　　沿海地区地价快速上涨。上海从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地价上涨的过程，到2005年中央开始出台控制房地产价格前后，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达到2000年左右的2-3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过程席卷了整个沿海地区，甚至向内地二线地区发展。

　　中高级技工短缺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表明中国沿海的产业正在进行快速地升级。2005年中国出台振兴重大装备制造业计划，对企业自主开发能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进行快速的产业升级，从而极大地拉动了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量。

　　印度IT业的工资最近几年也大幅上涨。过去5年印度IT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以每年16%的速度快速上升，现在已经开始超过中国的IT人员工资。

　　印度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近年也在大幅度上涨

　　除以上特征性的迹象外，直接的产业转移证据已经越来越多：如，长三角的制鞋、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重庆、河南、安徽等内陆省份转移，并且事实上这些中国内陆区域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这么做了。这些内地省份地区的官员已经在谈他们要做沿海地区20年前做的事情。

　　在印度，呼叫中心等服务业也已经开始从班加罗尔等最初兴起的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

　　从纯理论上说，第四次产业转移是可以完全在中印两国自身消化掉的。但是，一些初看起来是属于非常细小的技术性原因，却导致了这种完全自身消化的严重障碍。

　　中国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障碍

　　由于交通成本的限制，全球物品贸易都是需要以海运为主进行的。海运具有运量几乎无限，成本低到可以与距离几乎无关的地步。因此，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都是沿海或沿水路进行的。虽然通过铁路和公路也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运输问题，但如果深入内地太远的话，在成本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中国通向内地的可以通大型海轮的水路只有长江一条内河。但遗憾的是，长江上建成的几十座桥梁已经把直通中国内地的远洋水路给封闭了。长江上最早的南京长江大桥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想到会出现今天的利用长江进行远洋贸易的问题。因此桥的净高只有24米。这一初看很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却给中国现在向内地进行的制造业转移带来了非常麻烦的障碍。

　　由于南京长江大桥的限制，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万吨级远洋轮船根本不可能直接通过。后来新建的芜湖、铜陵、安庆等长江大桥的净空，也“将错就错”地比照南京长江大桥的净空高度建设，致使南京至铜陵213公里可供万吨级海轮通航的深水航道未得到充分利用。

　　虽然理论上说也可以通过内河航运与远洋海运在长江出海口等处的转运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一来对成本和交货期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此，现在出现了一个过去难以想像的问题：是否要炸掉南京长江大桥的争论。事实上，即使炸掉了南京长江大桥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还有其它的几十座与南京长江大桥高度一样的长江大桥。当然，中国现在也可以下决心在长江上建几十个江底隧道，然后把现在长江上封锁远洋轮船的桥梁全拆掉。但即使现在就下决心、并且资金来源也完全不考虑，至少也需要5年以上、甚至10年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这个工作。这会对产业转移在时间上形成一定的限制。况且，现在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计划。不仅如此，现实情况还正好相反。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到1995年，长江干流上的大桥也不过8座。然而，截至目前，长江宜宾至上海段已建成通车的桥梁有39座，在建的11座，近期拟开工建设17座。到2020年，长江上还将建桥（包括隧道）70座，未来10年内，长江大桥将突破100座，2020年将达124座。近3000公里的长江干流上，平均不到30公里就会有一座跨江桥。

　　据相关专家测算，一个长江的运输能力相当于60条铁路的运力。并且，只要采用更大运量的轮船，水运运输能力提高的空间是很大的。而长江上的桥梁显然封闭了通过采用更大轮船提高运能的空间。其实从现实来看，一个本来可以等效于成为中国海岸线延伸6000公里以上的长江，已经无可挽回半永久性地成为一个内河。未来5年是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解决问题，以后再解决历史机遇性就相应地降低了。

　　一个南京长江大桥24米的限高，竟然成了“中国第四次产业转移完全在国内消化”理论破灭的直接原因。

　　印度自身产业转移的障碍

　　对于软件外包、呼叫中心等BPO业务来说，只要解决了通信问题，与交通状况、和是否处于沿水路地区几乎是完全无关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外包的服务业从外在硬件条件上来说几乎只受通信条件和房地产等要素的限制。而印度现在通信业发展状况非常良好，从硬件条件说完全不会成为印度服务业转向自身内陆地区的任何障碍。事实上班加罗尔本身就处于相对内陆的地区。

　　但是，对于软件外包业来说，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软件开发人员。

　　印度2005/06财年软件出口达到236亿美元。印度软件协会制定了在2010年使软件出口达到500亿美元的计划，后又将目标调高至600亿美元。2006初印度总统卡拉姆又将这个目标大跃进似地调高至2000亿美元。如果仅仅从世界BPO市场本身潜在空间来说，这个看似登天的目标要实现起来还真不一定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这意味着仅仅在最近的4年左右的时间内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总量要增加3到5倍。这远远超过了现在印度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直到现在印度各个相关部门还在为高校扩招计划如何实行而争吵不休。

　　即使现在就开始进行扩招，也至少要4年后才能将人才供应扩大。显然，一切都已经晚了，印度的错误如同中国长江上的几十座大桥一样已经不可挽回。

　　歪打正着的机会

　　和印度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已经开始出现过剩。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从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开始，直到1998年招生人数增长都很小。1978年招生人数是40.1万，至1998年高等院校招生人数达到108万。近20年才增长了1.5倍。经过此后连年的大规模扩招，2002年招生人数狂增到349万，2003年382万人，2004年达到400万人，2005年504万。

　　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式的跳跃背后，从始至今都并没有明确这些人才是用来干什么的。当时启动高校扩招的公开理由现在看来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和莫明其妙—“通过教育消费拉动内需”。由于高等教育人才急剧扩大，并且并未明确其具体市场需求，2002年，中国就开始出现高学历人才就业难的呼声。而今，随着每年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庞大，高学历人才就业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同时，高学历人才的起薪工资由于供需的严重失衡而大幅度下降，甚至传出大学生就业工资还不如民工的极端情况。

　　即使如此，中国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员占总人口比例相比发达国家还差很远。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高校扩招本身，而在于中国必须尽快创造出可以较大规模吸纳高学历人才就业的产业机会。

　　一个歪打正着的现实是：中国1998年开始的大规模高校扩招，似乎有很大一部分正是为印度软件业的腾飞准备的。这是印度目前在世界上几乎唯一能找到的质优价廉的富余软件人才供应库。

　　中印两国的现状已经创造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双向投资机会。并且，极其善于利用FDI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们已经很快率先嗅出了机遇，中国大量地区开始为软件产业投资创造极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印度以TCS、INFOSYS、WIPRO等为代表的主要软件公司都已经发现了中国丰富的软件人才矿藏，并大举在中国投资。INFOSYS已宣布了在中国招聘7000名软件工程师的大规模扩张计划。

　　而另一方面，印度各个地方政府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心驰神往。事实上，如果单纯从客观条件来看，本来是印度更适合做加工制造业，而中国更适合做软件业。印度做加工制造业的客观条件实在是好得太过头了：

　　印度整个国家呈一个三角形深入在印度洋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离海岸线都不是太远；

　　印度次大陆总体上基本是一个大平原，绝大多数地区海拔高度都在500米以下，修建联接沿海港口和内陆的铁路线和高速公路远比中国容易得太多了；

　　没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制约；

　　极为富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印度虽然能源较缺，可是紧临中东的全球油库。

　　印度实在是守着一个加工制造业的金饭碗。于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中印政治家们和企业家们的面前：中印双方互相为目的地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历史大戏已经呼之欲出。

　　中印共同崛起

　　产业转移并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它必须是双向心甘情愿的，并且特别需要接受产业转移的一方非常积极地把它当成机遇加以充分地利用。

　　近年来，中印政治关系不断地迅速改善，印度总理等多位政治家非常明智地提出中印共同崛起的问题。中国政治家们也对中印关系的改善寄予厚望。这些战略层面的明智看法为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建立了良好的前提。

　　然而，由于中印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隔阂，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还有相当多操作层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投资甚至还有因所谓的“安全问题”而受到特别限制。

　　目前，印度已经越来越认识到FDI以及制造业对于印度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无论印度的政治家还是精英层人员，都不赞同印度单纯服务业的定位。2005年，印度出台振兴制造业计划纲要。对于FDI的限制政策也在一步步加以改变。中国同样也不赞同自己单纯制造业的定位。

　　但是，不能仅仅从抽象的角度谈论制度、发展模式等等。应当及时把握全球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出色的成果。同样，如果不能把握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机会，中印的明天也可能不会达到理想的状态。对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机会把握得如何，是中印两国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问题。现在欧美、日本能向印度转移的产业很少，并且能转移的印度本身大多数现在很难进行有效地消化。相反，中国现阶段需要向外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好最符合印度绝大多数地区的现实条件，而且还是印度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因此，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是否能够大规模实现，是印度下一个阶段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

　　另外，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将会使中印两国政治家们“共同崛起”的战略理念找到一个理想之极的实际操作切入点。

　　机会不容错过

　　对于中国来说，孙玉玺大使的观点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无论印度方面对中国投资如何对待，中国都应单方面对印度企业给予优惠待遇。因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事实上是两个机遇：一是印度软件产业转向中国的机遇；另一个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它制造业转向印度的机遇。这两个机遇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没有必然的相互联系，各自独立进行。印度对中国的软件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应当单方面加大对印度软件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优惠力度，并加大在印度的对中国软件投资的政策宣传。

　　而对于印度方面来说，将吸引FDI和振兴印度制造业的计划全面与中国在印投资相结合，会极大地加速印度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是其制造业振兴能否快速成功的关键所在。印度长期GDP增长率能否有效的从6%左右的平台跳升到10%左右的平台，中国的投资是其最最关键的要素所在。因此，印度不仅不应对中国投资抱任何抵触态度，而且应当把来自中国的投资置于印度国家级发展的最重大战略地位之一加以考虑。

　　未来的5年，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最为关键的时期，如果错失这个最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中印都将犯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印度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利用中国富余的软件人才达到2010年的发展目标，以软件业为龙头的印度经济发展可能会大大减速；对中国来说，印度软件人才的极度紧缺并不是一个永远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极度紧缺将主要发生在未来5年，这是中国吸引印度软件产业的最关键机遇期。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应该学习印度的观点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在此问题上不可有任何犹豫；中国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的目标地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到处乱走，而必然需要集中少数目标地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获得群聚的经济效益。如果印度继续对中国投资持冷淡态度，中国将不得不在印度之外寻找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印度虽然拥有非常优越的发展制造业的客观条件，但如果没有全球产业转移历史机遇的支持，这个潜力的发挥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中国5年之内不得不选择其他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对象，那才是印度真正的竞争和威胁所在。如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甚至柬埔寨等都有一定的优越条件和潜力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继承者。中国已经大力地开始将“走出去”作为国家级的发展战略。如果中国不能顺利地“走向印度”，就只能走向其他国家。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