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特约撰稿曹薇、王新磊／上海、温州、杭州、河南报道

　　8月，温州人张忠青再三考虑后，向家人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把家迁到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张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没想过迁移，让张忠青下决心迁居因素很多。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

　　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着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

　　迁徙的富裕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何衣锦离乡？为什么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屠昌忠：不得不走的温州富豪

　　柳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电器工业闻名于世，每年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十万人赖以谋生。但翻开柳市电器工业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大批的乐清人，连家带口，和企业一起搬到了上海。

　　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尽管屠昌忠的企业，无论在乐清还是上海，都不是工业电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但他却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物。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他所在的一开集团，也是国内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坦言“人生和企业的转折点都是在走出柳市，迁移到上海之后。”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历程，屠昌忠颇为感慨。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超过亿元，在当时连温州市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当时的公开报道披露说，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全部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全被吊销。公安部门立案17起、涉及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门立案144起。当时产值就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几乎一夜之间陷于瘫痪。

　　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这次行动导致的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毫无疑问，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屠昌忠当时就想，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大厂的支持，仅仅1年不到，屠昌忠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20多万元飙升到800多万元。他认为，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屠昌忠介绍，有大批乐清电器企业搬迁到上海，除了人才、技术和品牌之外，商务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对我们这些外来投资的政策是3免2减半，如果继续在柳市投资，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们企业所在的奉贤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为何离乡

　　像柳市这样群体性大规模的富人迁移，当然只是在富人迁移行动中的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搬迁都是富豪离乡。

　　屠昌忠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柳市企业家中，真正企业重心在上海，企业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企业，他们只是在上海设了一些生产基地和科研机构等等。”

　　富豪离乡除了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之外，还有许多考虑。

　　已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是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老家宁波的履历颇不平凡：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化工部科技总院、浙江省化工厅和宁波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的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到上海发展，之后企业改制，成为现在的保集集团。

　　对于为何离开宁波选择上海，裘东方有自己的考虑，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作为宁波人，企业和自己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业务伙伴、私人关系，当时我们看到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苗头，而企业单靠化工科技产品似乎很难长期盈利，因此，那时候我们就迁到了上海。”

　　像裘东方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随企业迁移的案例很多。以长三角为例，不少知名企业家都走过这样的迁移之路，如温州已故企业家王均瑶(王均瑶新闻,王均瑶说吧)、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神秘低调的宁波富豪郁国祥兄弟等等。

　　2004年，浙江省个私协会专门就该事件作了一次调查，完成了《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浙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和服务改进措施不如沪苏到位。少数把持行政大权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提高。有的把个私民营企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有的在企业审批过程中拖着不办变相设卡；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总想把“好事”都留给关系户，个私民营企业稍有“非分之想”，不是当头棒喝就是“不批不阅” 。

　　离乡之路非坦途

　　对于新兴富人而言，离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但离乡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只有农民工出门在外才会受委屈。也有的企业，总部迁移到别的城市后，核心产业反而衰退。

　　金华人黄青松曾在老家事业有成，除了有几家商铺外，还在两家工厂里有较多股份。数年前，在北方某省的一次投资失败经历至今仍耿耿于怀。2001年前后，黄青松在一次招商会上认识北方某省一个农业县的副县长。到当地考察之后，他发现该县尽管经济比较落后，但消费能力强的人和机构并不少，该县上档次的酒楼却不多。

　　经过一番考察后，黄青松将老家的商铺转让，工厂也委托熟人照料，决定去那里投资一家酒店。开业不久，老黄发现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到酒店消费较多，但很多是赊账。……

　　黄青松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那个县经营了2年，每年都亏损上百万，那边的规矩和我老家这边完全不一样，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歇业回家，原本我打算都把儿子转到当地读书了，但结果居然是这样。”

　　原本打算打官司的老黄最后还是作罢：“这个县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全，估计怎么告也算不清这笔账了。”

　　除了普通的民营小企业外，巨无霸型的大型民企，总部迁移之后也未必就一帆风顺。

　　1999年1月，曾长期坐稳中国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

　　杉杉认为他们的迁移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资产规模也从18亿元增长到42亿元， 在高科技、投资等许多领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讳言的是，杉杉集团的主业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时期，杉杉集团曾占有中国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场，但到了2004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已下降到不足5％。

　　与此同时，1999年之前在业内比杉杉集团规模略小的雅戈尔集团，却走上中国男装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西服还是衬衫。2005年，雅戈尔衬衫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1.8％，连续11年排名同行业第一；而雅戈尔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高于12％，连续6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

　　除了扎实的主业之外，雅戈尔还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地产商之一，市场占有率达到25％。

　　宁波当地许多评论者认为，雅戈尔能成为宁波首席地产商，和宁波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与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主业服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假如杉杉留在宁波，他们会取得什么政策优惠，雅戈尔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更多详情，见149期《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