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被世界金融市场视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标志人物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看来并不会轻易向“温和的”美国新任财长鲍尔森松口。《金融时报》称鲍尔森唱红脸，相对而言，其主要谈判对手周小川不得不唱起白脸。这从他对鲍尔森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演变成为一个以汇率监管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的激烈劝诫，就可见一斑。

　　近日在新加坡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会议期间，周小川再次强调：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走回头路。总体来说，人民币汇率改革将在渐进、有效、可控的节奏下逐步推进。此前，他还表示，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剧烈，浮动区间必然要扩大；但他随后又表示，目前尚不需考虑放宽人民币汇率区间的问题，因为人民币目前在市场中还未触及单日最高限制。中国有关方面在逐步使供求关系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汇率改革的方向。

　　这番话具体指向似乎暧昧不清，既想市场化，又想加以管制，了解官方用语的人应该清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常用语，即市场化的改革大方向决不动摇，但步骤必须稳妥。这样的话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会错。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汇率改革不会受制于外国的鞭子。

　　解决贸易顺差压力的根源在于实行市场化的汇率体制，一些市场人士因此对出口退税政策的些微调整嗤之以鼻。确实，用一把失去准头的货币尺子度量价格，会出现两头偏差，进口商品与出口商品的价格都量不准。汇改以后人民币升幅已超过4%，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由此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并未因此而改变，贸易顺差仍在不断扩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就是，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在汇率管制的前提下，急于放开资本项目，急于放开金融市场，中国似乎正在重走这样的老路。

　　中国的央行行长当然不会不记得这样惨痛的教训，但官员首先要考虑的是现实约束条件，政策无非是平衡的产物。在中国内需市场并未得到打开、在间接融资远远低于直接融资、在多数国企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在环境与就业的压力已经成为经济重心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无法承受之重。我们正在为轻视民企、轻视中小企业、大量资金错配到低效甚至无效的国企付出代价。所谓汇率难题，不过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病态表现。

　　周小川提出，中国的汇率改革需要四个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货币稳定；适当的金融产品的定价；有力保护私有财产权；对对冲基金造成的挑战与冲击有充分准备。这四条均非央行行长所能决定，因而语意更加模糊。什么叫良好？如何叫适当？怎样才算充分？至于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艰难，通过《物权法》的争议就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态度坚决然而在政策上大而化之，是不得不然之选。

　　相比而方，鲍尔森为人民币圈出短中长三期方案虽然务虚，方向倒是明确———短期表现要更灵活，中期应开放资本市场，长期应符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地位。但美国人一旦眼光向内，照样烦事一大箩。美国国内虽然对于人民币汇率压力奇大，但双赤字难降，需要日本、中国这样的美元国债购买大户帮助支撑强势美元。所以，美国也不会把中国逼急了，否则，对谁都没好处。这样看来，美国与中国一样，经济的软肋都在国内，才会急不可待地求之于外。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