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国的汇率持续波动，人民币持续升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鉴于中国经济的美好远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稍减，通过适当的汇率调整来减缓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适逢其时。然而，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绝不容许人民币进行大幅度升值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有鉴于此，在人民币必然升值的大背景下，为减轻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机制设计。

　　政府良好声誉有利于公众预期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产生升值预期，而预期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其运行机制可以表示如下：升值压力产生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增加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和国内企业与个人资金的回流，而这通过外汇供给的增加又更进一步增加了升值压力，升值压力又进一步强化升值预期，一旦中央银行干预操作不可持续，就必须通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稳定外汇市场。

　　因此稳定预期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而良好的政府声誉有助于形成有利的公众预期，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它与经济基本因素共同决定了人民币现有的汇率水平能否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政府声誉与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从以往政府在面对强烈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时一再承诺“人民币决不贬值”而最终很好地维持了汇率的稳定看出来。

　　我国政府可以借鉴上任政府的经验和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坚决表明维持汇率稳定的决心，以形成有利的公众预期，同时通过多维的政策搭配和国际政治协调来消除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均衡汇率关键在于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应该是动态平衡，即：从中长期来看（或从一个经济周期和投资周期来看），可以在某些年份出现顺差而在另外一些年份出现逆差；就某一年份而言，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允许出现个别组成部分的不平衡。

　　在目前双顺差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以下的政策搭配促进国际收支和外汇供求的动态平衡：

　　由以促进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转向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并重的贸易政策。

　　因为从短期来看，这可以减少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长期来看，通过增加进口可促进技术和稀缺要素的引进，在分享国外技术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可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和战略性调整，同时可加大对我国低效率产业的进口替代，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生产率，最终增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和竞争力，而这些目的都可以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放松进口用汇等措施来达到。

　　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

　　首先要坚决抑制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可以采取下下几项措施：严格禁止与经常项目无关的外汇和外汇期货、期权交易；提高短期资本流入的交易成本。其次是优化外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FDI肯定存在一个最优规模，中国目前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这是在存在巨额存贷差的情况下获得的，至2002年底，我国的存贷差高达39623亿元，占GDP之比为38.69%，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二是低效率的金融体系。在目前大规模的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正好可以利用大好时机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国民待遇，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优化外资流入；同时加速进行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变。

　　调整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模式，积极、有序地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鼓励正常合理的资本输出。

　　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逐步实现由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的转变。

　　目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逐步推进：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创汇企业的留汇额度，实现某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这样可以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持有额，从而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进而达到缓解升值压力的目的。

　　人民币实现均衡汇率水平的关键是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这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试图继续保持资本账户顺差以便适度利用外国资本，就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但是这种调整无疑应当是在中国完全走出通货紧缩阴影之后的。人民币升值能否真正解决当前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也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账户顺差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因此，最需要调整的可能不是汇率水平，而是人为推动的贸易顺差战略和引资战略。譬如，应尽快改变普遍存在的对出口部门和企业的过度激励（如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比率），并彻底改变将创汇数量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依据的做法。

　　在引进外资方面，则应尽快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各种不必要的政策优惠，同时彻底改变地方政府将引资作为其政绩考核依据的不恰当做法。如果不能改变这种过度干预局面，人民币升值只会刺激各级政府推出更多面向出口和引资的优惠政策。

　　加强国际政治经济协调

　　首先，美国和日本经济复苏的迹象日益明显；其次，美元汇率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调整；第三，国际社会支持人民币稳定的声音正日益增多。

　　就日本而言，我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呈扩大趋势，因此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坚决抵制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由于实质性的升值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因此要通过多种渠道与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协调和谈判，坚决抵制美国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泛政治化”的趋势；要借此机会对美国限制我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政策施加压力，通过增加进口美欧等国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机器和设备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第三，借此机会逐渐降低我国的非关税壁垒。

　　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有三个条件必须得到满足：

　　一是贸易放开经营大体比较充分，服务贸易比较开放了；二是资本项目过度管制得到消除；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迈出新步伐。当前中国有很多改革要完成，上述三项在顺序应该属于排名比较比较靠前的。

　　目前在面对强大的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必须通过各种措施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消除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压力的制度保障，因为在现有汇率制度框架下这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是迟早要来的。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固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是不可兼得的，而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属于一面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一面意图保持汇率的稳定，为此国家严格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一政策组合将相对稳定的汇率与某种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协调起来，但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要维持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风险将日益突出，因此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就是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础上，实行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浮动汇率政策和比较自由的资本流动政策。

　　而近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操作思路是：在抑止短期投机资本流入的基础上，逐步放松外汇管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促进外汇市场的发育。一旦人民币升值压力得到缓解，就应该步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由单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改变为盯住一揽子世界主要货币，为最终建立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浮动汇率制度打下基础。

　　目前，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有关部门已经调整了一系列的管理政策，方便经常项目汇兑和放宽资本项目一些管制，如提高居民因私购汇限额，降低企业开立外汇账户的条件，放松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等；另外还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刺激进口，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一些战略物资的进口。同时还进行了外汇专项检查，以全面了解银行办理收汇、结汇业务的合规性情况，及时掌握和准确分析当前外汇资金流入情况和国际收支变动趋势，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流动，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

　　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改革应当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因此金融部门、金融市场、企业风险管理这部分的市场化改革也迫在眉睫。

　　为了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还有以下策略备选：首先，通过改善国内资本形成来减轻汇率压力，其挑战是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必须显著提高，这既包括改善银行体系的融资效率，确保储蓄能够被分配到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也包括发展资本市场，深化直接融资改革等。其次，鼓励居民消费，适当降低储蓄率，以及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配合。当然这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很难见效。最后，以下策略也可一试：鼓励企业和居民用境内融资替代境外融资；适当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水平，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来纠正项目顺差；抓紧银行坏资产的处理，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并配合产业政策防止可能在部分行业出现的泡沫；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国内的融资格局，提高国内的投资率；容忍一定程度的低通货膨胀，比如不超过3%，来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