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硕士毕业生李恒林当上城管队员，舆论一片惊呼之声。一个人择业，千万人关注，社会对人选择怎样的职业所具有的定见跃然纸上。

　　高学历、高职称人员就业去向与社会定见形成巨大反差的例子，所在多有，李恒林的不同，在于他的选择出于自愿而非被迫。一个人毕业于名校，便是才子，才子卖肉，如同文曲星落难；如果卖肉的选择不是欣然作出，那就是社会问题；如果卖肉的选择是因为迫害，那就更能成为声讨的对象。李恒林不然，他是自愿选择，欣然而往。这使得社会深思与愤怒声讨无由得发，人们只好去提问，“是不是教育成本的浪费”。

　　实话说，我对这种社会定见不以为然。它看上去出自“人尽其才”的理想，但预设的前提是就业市场能够完全计划起来，使得每个人都能找到所谓“最合适的岗位”，而且岗位是否合适，无须由寻职者同意，而只需由社会定见所认可。它又内在地隐含一种职业价值的判断，进行“大材小用”还是“小材大用”的甄别，同样地，仍然无须在意寻职者本人的感受，而一意关注“社会效果”，凡不合乎这种定见的，就是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社会的。

　　我想，职业问题终究是一个个人问题，只有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才是社会问题。每个人在职业中做事，都有着相应的社会效果，但职业生活毕竟不可以简化为“社会分子运动”。何况大家都可以按照社会定见去要求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事，却往往没有办法给他安排一个相应的事情来做，那不是很没道理吗？

　　李恒林毕业以后，到外资企业去做广告策划，没有人说什么；做了一年以后转做城管，就成了新闻人物。可见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可以做外企职工，却不可以做城管队员，这才符合社会定见。这种定见有何道理，我说不上，也不知道有谁说得上，专业对口吗，用其所长吗，两个职业似乎都说不上，惟一的理由只是定见中的“学历对口”而已。

　　现在，就业困难是一个显著问题，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已经寻常(正常不正常，暂且不论)，于是人们或者议论“教育浪费”或者议论“教育过度”，有人要大学生下基层，有人要人们多读职业学校而不要都去读大学。我以为，下不下基层，读不读职校，选择全在个人，谁也无法代人去做，大家就是都上大学了，你又有何办法可想？

　　教育浪费或教育过度，作为社会忧思，共同的认知在于教育是职业养成机构，一个人选择怎样的职业，应当恰好给以那个职业所需要的教育，多了便是过度，就是浪费，这可能是对教育的误解，也是对人的发展的否定，因为这些认知在意的只是人作为职业工具(即生产力)应当匹配怎样的知识，如同一匹马应当配上怎样的嚼子。

　　一个人的职业理想与就业现实有所差异，虽属无奈，也需具体分析，未必就一定要找出一个“错误承担者”。一个人的职业理想与就业现实间并无差异，而只是有异于社会中多数人关于职业的定见，那么不是这个就业的人要去改变，而是社会定见需要适应人的选择的丰富性。

　　社会正处在一个价值观念高度分化的时代，生活方式的选择大异其趣实属正常。李恒林明确地表示，企业的价值观完全不能让他接受，权衡之下他应聘做了城管队员。我对一个人无法接受企业的价值观表示充分理解，正如我理解一个人无法接受公务员的生活方式而选择到企业去打工。一个人也可能既不能接受公务员生活方式也不能接受打工的生活方式，于是独往独来，或者不往不来地呆在家里，乃至出外流浪。至于这个人所受的教育，与他喜爱怎样的生活方式，选择怎样的价值观念，没有太大关系，你不能说哪种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就是高一等，不往你认为的高处走就构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教育的浪费。

　　我看到有些国家里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何种教育背景，都是目光炯炯、神态自然，望上去没有高低贵贱错落有致之状，那里显然也没有教育是不是浪费、大学生卖肉谁之罪、硕士该不该当城管之类的困扰，这当然不是因为那里没有大学生卖肉或者博士生扫地的事情，而是这种事情没有构成一个问题。不是李恒林当了城管，而是人们从中提出了很多问题，显示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意识大有问题。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