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外资并购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争论十分热络，这应是一个好兆头，以众说纷纭替代“一言堂”，以不断争论替代迅速定论，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其中有些论调似乎是雾里看花，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首先，外资并购徐工等中国制造业涉及的产业安全问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并非都是民族情绪的流露，而且即便流露出某些民族情绪，也并非都是不好的。国际经验反复表明，大国在向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制造业体系，更何况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近代史充满了被欺辱记录的发展中大国，而强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的基础则是重装备制造。这不仅涉及一般经济安全，而且还涉及国防安全——坚实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业，更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因此，徐工并购案不是普通的一般制造业并购案，其所掀起的产业安全问题的讨论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深远的。此外，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出现了抬头趋势，这对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实现全球化战略十分不利。在此情形下，中国国内民族情绪的适当流露，可以增加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之筹码，同时对于相关部门因部门利益膨胀，或为境外利益集团驱使充当代言，而忽视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一个有效制约。

　　其次，比制造业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安全。在国际上，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制造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风险所导致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则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次讨论过程中，由于将注意力过多地给了制造业，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况且，制造业安全问题不是体系性的，但是中国金融则是在脆弱的基础上正在酝酿整个金融体系性风险，不仅各类银行积重难返，而且证券、保险、基金等问题堆积如山。此外不断飙高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国际热钱投机炒作等等问题络绎不绝。这些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督管理，而我们的监督管理无论在体制、机制、能力以及道德操守上都与能确保金融稳定发展的监督管理相去甚远。

　　再次，国家整体安全大于局部安全，综合经济安全要大于个别产业安全。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已逐渐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应当以更新的安全观来应对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而要实现“互利、协作、共赢”，则必须有所取舍，不能通吃独占，什么产业都力求安全则最终什么都不安全。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应追求的是整体安全、综合安全、核心产业安全，而且这些安全的追求还应是动态的。

　　综观国际经济大势，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具体落实在经济结构中，则是物流业控制制造业，而金融业又控制物流业。因此，发达国家避实就虚，向外转移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则通过金融业牢牢占据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所以从国际经济秩序与竞争态势来看，金融业仍是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最核心的安全。当然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同样是整体安全与综合安全，因此大国在构建经济安全体系时，必须关注各方安全漏洞，防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范出现安全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薄弱环节依照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内在逻辑，可大致罗列出主要的经济隐患：信息；自主知识产权；商业物流；装备制造业；矿产资源、粮食食品等安全。这些领域的状况都已相当突出，而且相互作用，这表明中国经济安全已进入高风险时期。因此，如何在“矛盾凸显期”缓解矛盾，抓住“黄金发展期”的难得机遇，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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