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北京的地摊上曾经出现过一本叫《股市》的周刊，是一个外地的刊号，估计是改名而来的，但是很快就不见了踪影，从圈里圈外消失了。

　　无巧不成书的是，最近水皮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顺手翻了翻摆在书架上的免费杂志，居然发现免费的直投广告杂志《楼市》用的就是《股市》的刊号。像很多很多的改头换面的杂志一样，股市两个字被故意人为的淡化了，在封面几乎看不出来，难怪这么多年，这么多次目光扫过《楼市》这样的杂志，水皮一次也没能看出其中的蹊跷。

　　不用说，《股市》变身《楼市》是一种市场的选择，捧着股市刊号的单位在股市推倒重来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自己就把自己给变了身。令水皮感慨的是，变什么不好，偏偏就变上了楼市呢？

　　莫非真的是因为股市和楼市的共性使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今年又会转到哪呢？谁能打包票说今天的楼市又不是三四年前甚至更早一点四五年前的股市呢？

　　水皮早年间分析股市、楼市和中超球市的共性，得出一个黑市的结论。为什么会形成黑市没有太多的分析，现在看来所谓的“市场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一个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所谓的市场化无一例外的结果就是走向伪市场化，最后反市场化。

　　股市的例子不用讲，大家也心知肚明，楼市却不太好理解。其实，对比一下，这两个市场的操作过程，就知道，这两个市场早年都是政策市，而现在都走到了政策左右不了政策市的尴尬境地，宏观调控仅局限于“空调”。股市寻找的出路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改革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从根本上保证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态和国际接轨，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所谓估值，所谓一体化，所谓投资或者投机，成熟市场的规律才有借鉴的可能。但是，楼市呢？出路又在哪里呢？

　　大家都知道楼价上涨过快，过快的上涨并没有因为宏观调控的进行而得到控制，相反，在北京这样的天子脚下，最快的上涨恰恰出现在这两年。从投资的角度看，北京的上涨是上海的继续，是一种补涨，而且在不能断定上海已经见顶的情况下，人们追涨的心理还面临着被暗示、被强化的可能。老实说，没有这种可能，水皮也不会去翻《楼市》这样的广告杂志。

　　比这种心慌慌，惟恐踏空的心态相比，更可怕的是，管理层似乎并没有对症下药，或者讲，没有搞清楚症结所在。

　　同样是房价上涨，建设部说是因为地价上涨的缘故，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建筑成本、安装成本并没有太多的上涨，楼价成倍的上涨，涨的不是土地出让价又是什么？国土资源部则说是因为楼价上涨带动了地价的上涨，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土地出让金的收益政府所获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用于了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配套开发投资。

　　同样是地价上涨，招挂拍是不是罪魁祸首也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疑问。理论上讲，招挂拍并没有错，公开才能做到公平和公正，但是实际上，招挂拍的确又因为价高者得所以客观上推高了地价。协议地价暗箱操作滋生腐败，破坏行业竞争不足取，土地出让金偏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楼价因此获得的浮动空间和调整空间也是业内公认的现实。协议地价和招挂拍不过是土地出让的两种方式，只要遵纪守法，按市场规则，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因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怕的就是扬短避长，各尽其害。既破坏市场秩序，又祸害企业本身。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顺驰的兴衰。得益于招挂拍，顺驰在全国疯狂抢拍，北京的地价新价就由顺驰叫出来的，地是拿到了，但是资金链却断了，2004年还称要做200亿产值和万科叫板的黑马2006年不到10个亿就卖掉了主力旗舰。顺驰的兴衰像极了已经崩盘的德隆，同样是疯狂扩张，同样致力行业整合，最后自己被市场消灭。

　　和当年的股市一样，政府在这个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诉求，税收是次要的，让股市扮演国有企业解贫脱困的输血渠道是主要的。实话实说，这既是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一箭双雕之策，既争取到了国有企业的改制成本和空间，也满足了民间流资的投机需求，并且时间差掌握得当，既圈足了钱，又让这个市场起死回生。和股市相比，楼市上市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国有土地，地方政府通过招挂拍抬高地价，地价越高，土地出让的收入就越高，政府的收入也就越高，而且土地出让金是一笔没有列入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这就意味着这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和中央政府让企业上市的积极性相比，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上的积极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任何利益的诱惑都不足以抵挡。在这种与民争利的格局下，不要说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无从保护，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也未必能有善终。

　　股市上投资者利益保护一直难以落实，是因为管理层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楼市上消费者利益保护流于空谈，是因为管理层官商一体亦官亦管，既是土地供应商又是市场监管者。

　　那么，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究竟该扮演什么角色？土地出让金该不该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呢？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