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改涉及到多个部门，成立医改协调小组是必要的，但在新的医改方案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协调哪些内容？目前看来还不是很明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李玲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于媒体报道的11个有关部委组成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的消息，李玲显得很谨慎，不愿意发表过多评论。
此前，李玲在其医改课题报告中指出，由于医改涉及部门达18个之多，建议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她的这个提议曾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认为，既然协调医改要建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教改、房改是不是还要成立其他的委员会？再者，机构的增加也只会加大部门寻租的机会。赞成者认为，医改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很难在部门间协调，所以必须由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来综合协调。“此次成立的医改协调小组是否会打破部门利益，起到综合协调的作用，现在还不好评价。”国务院某研究机构的医改研究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
利益博弈医改方案难出台
“医改小组刚刚成立，正在搞调研工作，以便拟订今后的医改方案，目前并无统一意见。”卫生部办公厅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卫生部一直想拿出主导的医改方案。此前，卫生部也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几年间数易其稿，新医改方案的框架已经形成。目前，新医改的原则各方已经基本同意。据卫生部有关人士介绍，下一步医改要实现“一个结合、三项分离、三个联动”。一个结合：就是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配置资源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开医疗市场，但准入要严格。三项分离：一是指公益性医院与营利性医院分离；二是指医药分离；三是指管办分离。三个联动：即医疗体制改革、医保体制改革、医药流通体制改革进行整体制度设计，互相推动，共同完善。
虽然就医改的目标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各部委的分歧仍较大。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周子君介绍，新医改面临两大改革对象：一是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据了解，卫生部打算提出的新方案是：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都由政府来承担，以此为基础，构建三层医疗体系。第一个层次，保障基本医疗是医改新方案的核心。即政府出资或筹资、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机构，免费向全体国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药品和治疗；第二个层次，通过立法强制全体劳动者加入，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保费由雇主和雇员分担，以解决大病风险问题；第三个层次，商业医疗保险。满足高层次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需求。
但该医改方案没有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认同。因为按照这个医改新方案，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重大调整。而且，由于目前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门诊是由卫生部主管，如果按照医改新方案，将来国家用于提供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门诊免费医疗的约2000亿元的资金也将交由卫生部来操作。对于这种政府集免费医疗的出资方和操作方于一身的做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持保留意见。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倾向于“德国模式”，即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雇主和雇员向作为第三方的医疗保险机构缴费，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公立、私立都可以签约以提供服务，不能参保者才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
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想拿出自己的医改方案，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也想综合各方意见提出自己的医改方案。
医改要重建中国模式
复旦大学教授胡善联认为，目前，医改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很难在部门间协调，遇事非要更高层次的组织出面才可以进行协调。否则，各部门之间就会缺乏总体的统一改革方向、目标和操作步骤，使设计改革的思路从各部门角度出发。
专家指出，医改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包括部门利益，重建医改中国模式。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疗保险系主任张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要想让13亿人口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就目前的国情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全民医保按照“分步骤、分阶段”的方式进行，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情的。并且这次改革要实现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需要不断地尝试摸索，所以必须从点到面逐步推进。城镇的医疗保险发展得相对较为充分，可以以此为基础，逐步将全民纳入医保范畴。
要想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按照先后顺序，逐层深入地进行。但为什么非得是“先城镇后农村、先经济发达地区后经济落后地区、先正规就业人群后非正规就业人群，再次非就业人群”这样的顺序呢？虽然说“面包”迟早都会有的，但谁先谁后依然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政府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基本卫生服务方面，资源是配置到低端的，而且配置到受众面最广的，可以使医疗效率非常高。”李玲认为。据介绍，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政府采取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基本卫生服务方面，资源配置到低端的方针，对中国提高健康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78年的68岁，国际组织尤其是世行还专门做报告来推广中国的经验。“因为在医疗健康里面，医疗占的比重不到10％，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环境和遗传因素，生活方式占到60％，所以如果你把有限的资源大量配置到底层去，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和健康需求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以后，中国的医疗资源开始往大城市、大医院流动，有限的医疗资源被锁定在“有权人和有钱人”的利益诉求上。因此，要想取得医改成功，必须触动利益集团的利益，重建医改的中国模式。
本报记者 夏金彪 (责任编辑：单秀巧)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