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叶檀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政府、石油巨头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和对立再次变得尖锐，就像海水退潮之后，原本潜藏的巨大礁石再次嶙峋地浮出水面。

　　作为石油主要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的下降过程中，各方都感受到痛苦。这是油价市场化过程中的短暂阵痛，还是在资源市场化过程中开错了药方，使得资源行业病情加重，导致各方不堪重负？

　　石油行业并未随着国内市场化的进程而同步加快，长期处于停滞。1998年6月开始启动的石油市场化过程，因为2003年SARS的影响，也由于当时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政府为稳定经济，暂停了以前与新加坡、纽约、鹿特丹接轨的定价机制。此后，虽然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总体而言，仍属行政调控范畴。因此，才有石油企业的代言人认为，调节中国油价的关键不在于石油企业，而在于政府，更准确一点说，在于发改委。

　　目前的石油体系使得中国的油价长期陷于混乱之中不能自拔，一个行政主导下的行业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必定会手忙脚乱、动辄得咎。

　　此次国际油价大幅下调已近两个月，有关方面却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既没有调低油价以顺应消费者呼声，也没有在战略储备等方面有所表示。我们听到的表态更是前后矛盾，比如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曾表示，如果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60美元或更低价格一至两个月，将会调低油价；但他随后不久就变了口风，改为中国不可能下调成品油价格。实际上，“发改委征询石油巨头关于油价的意见”的报道即使属实，等到这一行政流程结束，市场状况或许早已变化，结论自然也未必可用。

　　这一体系的滞后还表现在，总是要等到市场做出剧烈反应，才能倒逼有关部门采取行动来抚慰人心。比如，去年南方尤其是广州一带闹油荒，结果被人捅出“中国汽柴油出口量不降反升”，为此，政府在当年9月暂停了汽油与石脑油的出口退税政策；但在今年1月，受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出口利润大幅下滑的压力，不得不恢复；到了3月，在市场压力下再次停止。这既说明石油政策是在不停地调整过程中，也说明双方博弈程度之激烈。

　　一定程度上而言，发改委是在代替石油企业行使市场之职，却没有相应的市场手段，回过头来还得虚心倾听石油巨头们的意见。而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倒挂、炼油成本居高不下、一些石油企业所承担的高达60%的税收成本与特别收益金，再次成为讨价还价的砝码。为弥补石油企业的公益性损失，一系列补偿性措施，如进口石油垄断权、对加油站的排他性收购的默许、成品油批发企业的高门槛等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一一出炉。正是发改委对具体市场的隔膜，反过来赋予了石油巨头们监管者、法规制订者与产品提供者的三重身份。

　　虽然石油企业一直在呼吁建立完备的市场与法治体系，但这被坊间理解成垄断者在要求更多的垄断红利。事实上，以目前格局而论，民企对石油行业只能望洋兴叹———借助垄断政策布局已定，形成明显的不公平局面后，再谈市场，难免给人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此次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让蹩脚的市场主体无处遁身。我国目前的油价定价于每桶70美元的基准，而石油企业仍旧在为炼化产业的亏损大叹苦经，以中石化计算的折合价相当于国际市场的57.5～58美元，显然有失公允。

　　油价难题使我国的期货之弱、定价之弊再次曝光，真正的市场主体缺失，使我国资源行业处于危险处境。只要竞争不建立，只要消费者仍有承受能力，由于生产者与管理者的低效率而导致的高成本，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定价权而导致的损失，将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这是一个行政干预市场最终得不偿失的经典案例，但并非惟一案例。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