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石 岩

　　近日，权威机构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2006年国家竞争力评估报告》，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8位下降到了54位。

　　另外，引人关注的是，印度的排名从45位上升到了43位，将领先中国的优势扩大到了11位。这引发了众多思考与评论。

　　据悉，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管理、技术革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这三个指标事实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那就是技术革新，因为宏观经济稳定和公共机构的质量完全可以通过技术革新这个最终产品来得以体现。而拉开中印差距的主要就是技术革新这一项。

　　那么，印度发展模式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回到排行榜上来，被统称为BRICS的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四国中，只有印度排名继续上升，其他三国都发生了大幅下挫，巴西和俄罗斯同时下滑了9位。印度的竞争力可见一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和印度因为创造性地解决了人口众多和制度转型等问题，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启动得早，但印度追得很快。两国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同的，中国的模式更东方化，印度的模式更西方化，主要区别就在于政府的不同角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内生还是外生的不同发展路径，东亚模式显然更强调政府主导以及扩大出口。

　　从客观的发展结果上来看，两国殊途同归，都使当时凋敝的社会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其原因可以用制度资源上的比较优势的原理来解释，印度的制度适宜走市场主导的路子，东亚适宜走政府主导的路子。虽然有不少学者对“亚洲价值观”存在诸多质疑，但从充分运用各自不同的制度资源的问题上，东亚模式显然有其合理性。

　　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要在技术革新这个新的发展难题上突围，也必须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那样的路子？在印度竞争力上升这个条件没有出现之前，学习东亚三国几乎成了国内一股重要的呼声。但是客观来看，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三国在完成技术革新过程中的一些制度资源，一方面政府需要把精力用来完成挑战较大的宏观管理，另一方面还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改革难题等待解决，比如金融改革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发展就是从重组政府与企业的软约束关系开始的，实现政企分开这也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此时，如果为了完成技术革新，又重新把本来已经逐渐清晰的政企边界进行模糊处理，显然是不合算的。

　　印度呢？印度在独立之后，一直保持着一个较为强大的私营部门的存在。从我们熟悉的世界钢铁大王米塔尔身上，就可以看到印度私营部门的活力与实力。把经济发展的权力换给市场是印度在衡量制度资源之后的一个合理甚至是被迫的选择，因为在尼赫鲁父女执政时期，强国的愿望也促使该国政府发展了不少的国营企业，前苏联模式在印度显然行不通，其结果只能是放弃。

　　印度为这种市场自发地生长的确付出了时间的代价，在东亚一片欢呼之时，印度经济只能长期低速前行。不过，也就在半个世纪之内，印度近年已经以强劲的势头证明了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中国目前强劲的民营经济发展势头为我们展现了学习印度模式的可能空间。相反，如果过分强求政府的主导作用，那么就很可能违反目前制度资源的比较优势原理。由此在解决技术革新，也就是国家竞争力这个世纪难题时，不妨把目光转向南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