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在日本参众两院选举中，安倍晋三当选日本新一届首相，他即刻就组织了被外界认为政治上更加保守的领导班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管经济决策的人选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首先，跟制定日本经济政策相关的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金融大臣和经济财政大臣都有在小泉时代制定经济政策的政治经验，即使从民间选入的大臣前几年也有作为内阁府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人为政府出谋划策的经验。而且，从他们在不同场合的施政演说来看，小泉时代当时所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构改革方针今天依然会作为他们今后工作的重点。另外，虽然安倍本人的政治理念已经十分鲜明，但是，对经济改革还欠缺自己独到的想法，外界普遍预测，他的基本经济政策理念与小泉时代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个特点是在财政经济的位置上引入了民间女性经济学家，这既在情理之中又有一点出乎意外，情理之中的是，基于上一届同样来自民间的原总务大臣竹中平藏对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大贡献，本届班子还会启用来自民间专家型人物，所以大田弘子的当选不足为怪，但是，在大臣岗位安排上可以看出：安倍更加重视党内各派系的平衡，他把来自民间的女经济学家大田弘子放在了话语权较为薄弱的经济财政大臣岗位上。

　　这样的人选和这样的安排会对今后日本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中日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安倍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难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给曾经创造出东亚奇迹的日本企业带来了三大“过剩”，他让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灾难性的萧条。

　　首先，出现了设备投资严重过剩的状况，这还包括房地产泡沫时期过剩开发所带来的大量空置和高档用房。结果，所有商品的价格和资产价格迅速下滑，企业的利润迅速恶化，投资被迫大幅削减，大批企业倒闭。于是，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低增长和负增长的漫长调整时期。第二，经济的硬着陆产生了大量过剩劳动力，这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劳动环境，逼得日本企业开始痛苦地寻找新的低成本劳动雇佣方式。于是，解雇高龄职员、雇佣女性临时工的经营模式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大幅提高。第三，企业利润急剧萎缩、资产价格严重崩溃导致具有企业间互相持股习惯的日本经营模式债务过剩，严重损害了企业财务状况和以银行主导的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

　　面对这样严重的通缩现象，泡沫经济崩溃后当选的日本历届首相都使出了浑身招数，试图打消日本国民心中急剧的“不安”。比如，小泉推出了他独特的日本经济结构转变方案：一是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纠正受到严重破坏的资产价格；二是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救助濒临破产的大银行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定；三是积极实行邮政民营化以减小政府规模，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这套改革措施直到最近才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显示出它的成果。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对小泉的经济改革成果褒贬不一，其中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近来日本经济的好转主要归功于企业充分利用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可伸缩性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而不能单纯的归功于小泉“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构调整策略。

　　不管怎样，小泉时代确实给这一届安倍内阁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比如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防止像活力门和村上基金那样的违规事件等，其中，财政透支所造成规模巨大的国家债务、少子高龄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以及面对结构调整改革中形成的大批“弱势群体”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和棘手。有时，解决前后两个问题的方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会发生根本性冲突。比如，由于过去对金融体系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注资、企业业绩下滑又造成其财政收入减少，因此，目前就必须大幅减少政府开支以维持国家整体信用，但是，提高生产力以保持较高国际竞争力又希望政府多开支以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当然更不用说在社保制度建设中政府应发挥的作用了。

　　安倍的经济改革理念

　　理解安倍的经济改革理念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就需要理解小泉时代的经济运行机制，而小泉当时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尽快摆脱一直缠绕日本经济复苏的通缩阴影。当时日本学界、业界和政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长期的日本经济低迷已经不能够再通过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挽回经济萧条的局面！基本的依据是：经济活动的传导机制———无论是企业生产能力还是银行贷款能力都因为财务状况的急剧恶化而大幅萎缩，而通缩反作用特征又大大制约了家庭收入能力和其购买力。此时，赤字国债的政策只会让市场产生未来加税的预期，家庭会更加减少消费，企业生产会更加没有动力，本来预期的财政效果不仅被完全抹杀，而且最终效果会和初衷适得其反。

　　货币政策因为资产泡沫的崩溃已经实施了最最宽松的零利率政策，以此来期待资产价格的回升、企业融资成本的降低和汇率水平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来挽回日本企业的元气和银行财务状况的好转。所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改变个人和银行收入能力的考量只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当时，银行主导的日本金融体系开始不断出现巨大裂痕，直接威胁着日本经济稳定。所以，基于这些客观情况，萧条时期采用凯恩斯有效需求创出的经济政策理念被小泉政权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古典模式的结构改革方案。这种强调“供给面”改革的方针使日本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小泉政权花了很大精力去稳定泡沫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日本金融体系的动摇。大量的财政注资保住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小泉政府又加快了金融自由化步伐，为此带来了一喜一忧的结果，喜的是日本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银行主导的国家向抵御风险能力更强的市场体系过渡。这也是今天仰仗着资本市场的景气恢复，银行的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业务收入大大增加，业绩超过了80年代泡沫经济最辉煌的时代。忧的是小泉时代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债务规模。如何消除目前827兆日元规模的财政赤字将是今后几代政权一直缠绕在身的棘手课题。

　　第二，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使小泉政权看到了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压所在。国有机构臃肿的规模和随之而来的庞大财政开支在税基贫乏的萧条时代将是致命打击。因此，小泉政权开始向日本最大的国家邮政体系开刀。大量劳动力的释放和工资削减虽然还没有产生显著的经济效果，但它至少打破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劳动关系和工资刚性的报酬原则，真正使得劳动力市场由供需关系来调整。但是，这一改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结构调整中释放出来的弱势群体，文化水平低、知识结构落伍、高龄和有病职员的就业问题。由于财政上的累赘，没有一个很强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缓解和解决这类问题，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安倍内阁虽然所需解决的经济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借助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开放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的强势，日本企业已经走出了通缩所带来的负利润怪圈，而且，在成本降低经营效率提高方面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更向前迈了一大步。日本银行业也通过结构调整和企业绩效的复苏基本解决了不良债务的困扰，盈利能力大大提高。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指标表明业绩已经回复到泡沫经济崩溃前的状态，甚至有些银行的利润已经超过泡沫经济最好的时期。由于经济开始出现良性循环，失业率下降，个人收入提高，压抑的消费能力也开始慢慢释放出来。

　　尽管如此，泡沫经济留下的负面遗产太大，还有很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只不过上述成果更加让这一届政府坚信：供给面的改革路线符合日本经济复苏的需求。而弱势群体问题严重化又使这一届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援，光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安倍和其他官员在很多场合都释放了以下一些共同信息，可以看作是这一届政府的经济运行纲领：首先，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强化竞争力的方法。安倍近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张，就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心要放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合作关系上。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制约着内需发展，而日本经济的复苏暂时只能依靠外需来支撑。但是，和其他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去争夺有限的外需，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取决于日本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附加价值的竞争力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是IT领域政府如何有效支持日本企业去发挥自己积累的优势和增长势头，将是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继续加大力度改善财政收支体系的失衡问题。比如，公务人员的规模和收入削减，安倍上台后用他自己以身作则削减收入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了他的经济改革路线。另外，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效率，比如中央和地方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削减等。还有税收体系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安倍可能会在适当时候提高消费税来增加日本薄弱的税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的瓶颈问题。

　　第三，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来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和效率。小泉时代留下的最大负面遗产就是结构调整造就的大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所以，配合企业就业结构的改变（临时工、半天工的比例上升），再学习的机会开始增加，提供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再培训机制、就业指导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向国外开放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解决少子高龄化结构问题的方法。

　　当然，供给主导的经济改革政策不等于忽视需求的力量。这也使这届政府区别于上届政府经济纲领的一个新特点。在供给面改革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需求，比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的需求，高龄化所带来福利改善需求，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异文化兼容的需求，根据新的需求改变和发现自己的经营业务的新市场也是企业和国家长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届政府不再单纯的认为需求是解决暂时的经济失衡问题、供给才是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相反动态发展的需求也是产生供给面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

　　没有经济细胞的安倍晋三可能更加依赖内阁共同的智慧，而且也不会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使命感而轻易放弃自己也参与的上届政府所制定的、后期也较为有效的经济改革规划。尽管如此，和以往一样，小泉政府的经济改革业绩没有受到社会较高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社会历来是企业治国而不是政府治国，这届政府能否打破这种传统观念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中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艰难性

　　因为日本采取了供给面的结构调整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内需的释放就会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调整时期。再加上少子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使得内需增长的规模十分有限。所以，安倍这一届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重心在亚洲。在这方面，即使保守偏右的安倍政治体系，也一改小泉的做法，为了增长就要修复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了争夺未来潜在的中国大市场。事实上，这几年日本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托了中日之间产业链的布局，即日本提供高附加价值的中间生产部件，中国利用劳动力的竞争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和组装，然后出口到欧美市场。在这样的产业链中日本和中国获得了双赢。中国也在继续着加工贸易主导的经济增长奇迹，这届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环节对日本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同时，在部分行业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终端商品需求的主力市场。比如，汽车行业，娱乐行业等。日本正在开始或已经挤入了这一未来前景看好的大市场。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双方的经济依存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中日经济发展是否根据日本政府的态度转变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透明的地方还是不少：首先，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政权保守的政治理念能够“让步”到怎样的“底线”。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共识，妥协的余地几乎没有。其次，中国加工厂的战略定位可能并不符合中国长远的产业政策，至少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要求会在政策上限制日本战略的成功实施。日本是否能够在某些地区改变加工贸易型的生产方式，引进研发配套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线以有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和进化？这样一来，日本国内对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如何构建一个保障体系？第三，汇率制度和美元支付方式的改变多大程度和以何种方式来分担所带来的汇率风险？金融合作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保证这种产业链不受到冲击？亚元或人民币的国际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互相接受？亚洲债券市场双方的合作会进展到怎样的阶段？等等。

　　总之，安倍新内阁庆幸的是在日本经济强劲复苏的阶段接手了财政开支负债累累和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的这样一个低增长的经济社会。供给面的结构改革还任重道远。尤其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策略和他们的外交方针、民族主义弘扬的政治理念之间会发生实质性的冲突。这届政府是否能够打开一个新局面再现日本经济过去的辉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安倍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内阁要员的内外协调能力。日本战后，“败家是国、兴国是民”的这一大众观念能否在安倍执政期间发生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