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因素交织，使得观调控的代价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弱、时滞的程度越来越强。

　　9月15日，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为907.7亿美元，同比增长32.8%，为今年以来最高增幅。

　　同时，1至8月的信贷增速已超过央行年初预定的目标。8月份M1同比增长15.6%，略高于7月的15.3%，增速涨至年内最高，货币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如最突出的有投资过热、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追根寻源都是因为我们的发展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所受越来越复杂的外部冲击，另一部分是来自经济运行体系内部的各种主观或客观约束。

　　双重因素交织，使得我们宏观调控的代价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弱、时滞的程度越来越强。

　　因此，中国经济刻不容缓要解决的是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双重身份所带来的结构性冲突。而目前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很难解决这一结构性的失衡问题。

　　　双重特征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具有以下鲜明特征：首先，固定投资的增长最为迅猛，但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水平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再者，从进出口的指标上看，我们的净出口(net export)增长趋势虽然明显，但规模有限。但如果观察中国出口的贸易形态，很容易发现加工贸易的特征十分明显(注：1至8月份5996.3亿美元的出口总值中有3141.5亿美元为加工贸易，占比52.4%)。而且，出口对GDP的比例(它常被用作衡量对外经济依存度的指标)和欧美日相比明显高出很多，近六成以上，其中出口产品的增加大部分都伴随着大量高附加价值部件或能源等原材料的进口，这种加工贸易型的出口使得中国所获得的出口净利润是非常有限。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延续使我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我们又是一个金融“小国”，目前无法轻易改变汇率制度和利率刚性，于是贸易大国所带来的过剩流动性(货币供给失速)问题就制约着我们在这一失衡结构中的经济增长，也使得央行宏观调控政策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中国金融体系有效运营的机制单一，几乎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集中在银行体系，而我们的银行的效益又绝大部分来自传统的受利率政策保护的、面向企业的信贷业务，所以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而汇率和利率的刚性又会带来过剩的流动性压力。

　　尽管在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失衡结构中，国家承担了目前几乎所有维持现状的成本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发展，但这一代价已越来越大。

　　挑战货币政策独立性

　　双重“身份”带来的挑战不可低估。

　　首先，央行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目前，用贸易大国的优势(丰富的外汇储备)去补偿金融小国的劣势(匮乏的资本金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的做法，轻易地调整目前稳定的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弊多利少。

　　刚性的汇率政策带来了由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本币急剧增加的压力。尽管央行动用了一切紧缩的货币政策手段，这只是控制了国内信贷的增长和以此为生的国内投资的增长节奏，但是，如果外资的增长替代了国内投资的增长，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只是挤出了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却不会受到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给也因此不会有明显的下滑。

　　相反，这种过剩的流动性由于宏观紧缩货币政策的持续会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因为存款的不断增长出现恶化，资产价格泡沫的隐患和通胀的压力因为无法控制“第二央行”(美元的流入)所引起的人民币失速的供给而时刻存在。同时，央行紧缩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增大。

　　再者，外部经济的负面冲击可能引起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较高的对外经济度会使我们在抵御外部冲击时变得十分脆弱。比如，生产资源价格的突发性上涨、贸易摩擦的升级、美国经济的衰退、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出口商品交易条件的恶化、甚至汇率制度过快的向市场机制过渡等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通缩压力。

　　三选一

　　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金融小国的现状而代价变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引入全方位配套改革措施十分重要。

　　简单地讲，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加快发展金融体系使其与贸易大国相匹配，二是改变贸易大国的发展战略使其与金融小国的现状相匹配，三是放慢贸易大国的发展速度和同时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使其达到一个协调的新的发展水平。从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观点出发，第三种方案是最为可行的。

　　因为根据第一种方案，不仅要放开经常项目的管制，而且资本项目的管制也要大大的放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就开放资方项目是十分冒险的举措。

　　当然，第二种方案，即刻意强调以内需代替外需、内资“挤出”外资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若选择第三套方案，我们要按照以下思路进行改革：在维持汇率相对稳定和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兑换可受“保护”的环境中，一方面，迅速导入协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快产业结构的布局或转化的步伐，加快政府支付转移的效率，提高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质量，强化社会福利体系和相关制度的整体设计和运作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比较优势布局的相对优化的产业结构和贫富差距较小的和谐社会。(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