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全球失衡问题，包括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他的答案是：削减政府支出，同时更多地实行累进税制。

　　约瑟夫写道：“这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方法：开支削减，与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减少低收入者的税收相结合。开支削减当然本身会减少支出，但是由于较贫穷的个人将收入的更大比例用于消费，因此税收‘转移’能够增加支出。如果设计恰当，这样的组合能够在保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赤字。”

　　我能够理解削减政府支出的观点（尽管约瑟夫回避了最艰难的问题——削减哪方面的支出）。政府开支降低能够增加国民储蓄，从而减少我们对外国资本流入的依赖。美元可能在外汇市场上下跌，贸易赤字将会缩小。这是所有国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上所阐述的道理。

　　但是，累进税制则不是解决全球失衡的妙方，原因有两个。第一，约瑟夫的观点基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尽管两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不同有着明确证据，但是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否明显不同则缺乏有力证据。而约瑟夫立论的关键在于边际消费倾向。

　　第二，即使我同意约瑟夫边际消费倾向不同的观点，我也不认为累进税制方案能够平衡全球贸易流动。如果税收转移增加了消费支出，那么这会减少国民储蓄，抵消削减政府开支带来的国民储蓄增加。如果国民储蓄保持不变，我认为国际资金流动和美国贸易赤字不会有任何改变。换句话说，公共支出的减少由私人部门支出的增加所弥补，财政赤字会减少，但是约瑟夫所讨论的焦点、贸易赤字则保持不变。

　　我能够理解约瑟夫推崇累进税制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希望减少不平等，并愿意付出效率损失的代价（也就是说宁愿减小整个经济蛋糕，也要保证每个人得到大小相似的一块），那么约瑟夫的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约瑟夫要说的似乎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很疑惑。作为全球失衡的解决方法，累进税制似乎不符合逻辑。

　　（作者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王慧卿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