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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英雄新传
不是在与资本的角力中获得生存，就是在与资本的角力中走向死亡。这是新一代中国企业家面临的生存环境。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资本，或者是企业做强做大的助剂，或者是使企业迷失方向的毒药。当年互联网泡沫时代的一代资本玩家要么泥牛入海，要么风光不再。在资本博弈中屹立不倒，甚至毫发无伤闯关的资本英雄，而今屈指可数。
新一代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对于资本的欲望与追逐，以及对资本的掌控和驾驭能力，在全球化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下，越来越成为考量一个企业家是否落后于时代的指标之一。
智慧地追逐资本与智慧地使用资本，使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日渐成熟。在更理性的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赢得了机会和财富，或者哪怕只换来了惨痛的教训。
理性的进退，是新一代资本英雄有别于他们前辈的鲜明烙印。
从容不迫的将资本的意志驯服于企业的意志之时，便是企业家进入到一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更高层次之日。尽管如今这样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还不算多，但，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文/华小瑜
陈平(陈平新闻,陈平说吧)：有产者有畏
文/本刊记者 陈益锋
提要：“实话实说，我们是闷声发大财，脚踏实地的做，最后硕果累累。”作为中国资本界的先行者，陈平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之情。
年过半百的陈平又有了自己的新角色——担任阳光卫视一档名为《经济学家》对话节目的对话人，然而，由幕后走到了台前的他显得多少有些不太适应。
“没有办法，冲在前面就很不适应。”泰德集团董事长陈平对《中国新时代》表示，自己并不是“偶像派”主持人，“应该说是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以及出谋划策者。”
其实，在从吴征、杨澜夫妇手中接盘了阳光卫视之后，这位中国资本界的大鳄才真正受到外界的关注，而在此之前，陈平执掌的泰德集团已经默默地、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教育、文化以及资本市场的行业领跑者。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这就是我对财富的态度。”陈平说得很坦然，似乎不太关心自己曾经登上了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当时他的个人资产被评估为6亿人民币，排名第320名，但在这位自1990年下海经商的企业家看来，这个数字显然严重低估了自己的财富。
的确，1996年起涉足收购、兼并的陈平，可以说称得上是中国资本界的先行者，其旗下的泰德投资从最早并购上海太平洋投资集团开始，其间先后涉足了房地产、IT制造业以及资本运营行业等中国热门领域。
“实话实说，我们是闷声发大财，一个又一个的并构重组案例、脚踏实地的做，最后硕果累累。”陈平谈笑间，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之情。
从失败中获利
可以说，80年代的陈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
他曾担任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上海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科技、经济、社会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中信集团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当时我对社会科学做研究，最大的乐趣就是指点江山，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享受。”陈平回忆时说，自己当时最兴奋地就是发表论文，自己的观点能被社会采用。
至今他仍然清晰记得，自己曾经在80年代初所写的“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以及“科学救国”等重要论文，“我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一一证实。”陈平说。
1990年是陈平个人生涯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35岁的他正式下海经商了。开始陈平主要替那些接到出口订单的香港企业在内地寻找加工工厂，随后在中缅边境，做起了珠宝原料和木材原料的生意。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变革中，陈平通过将国内的商品批量销往东欧各国，开始了他“国际倒爷”的原始积累。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的南巡讲话让他看到了中国经济振兴的机会，于是打点行装回国开始再次创业。正是这一年，陈平通过朋友结识了美国辛迪加巨头——洛克菲勒家族，很快，双方一拍即合，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
“我是和他们家族的大女儿谈的，一起成立的合资公司，专门做投资。”陈平表示，随后他到处考察项目，并在北京海淀找了一个专门做有机肥料的农科所合作，“农科所的投资是专利，我们出资建厂，结果半年生产不出来东西，这时农科所承认这个专利没有经过中间试验，所以这是带有欺骗性质的。”谈起当时的经历，陈平表示很无奈。
然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陈平也很了解同行的窘境，“知识分子收入低，又想做事，但没有钱，我一想就不要起诉他们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钱赔给我们。”但遵守合同的洛克菲勒家族显然对这种不符合商业规则的做法很不解。
“美国人的思维，反过来找我要钱，我说算了，就把钱给了他们，虽然在法律上我不应该把钱给他们，因为毕竟是双方一起投资做生意，但从道义上说，这个项目是我考察的，所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平很痛快地自掏腰包，把损失赔给了洛克菲勒家族，“这是一次很大的挫折啊，因为我不仅把生意丢了，还丢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应该说我的第一笔投资就失败了。”
第一笔投资项目失败之后的第二年，即1993年，不甘心的陈平和景山学校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远程教育网，这一次明显“超前”的投资也注定了项目运作上的艰辛。
“其实没有挣到钱，因为对市场的判断不是很精确，当时的判断很简单，但忘记了一点，中国虽然有2亿多小学生，但我们当时不能满足市场的各种需求，可以说中小学生是个庞大的市场，但却是分散的客户群。”陈平坦承自己当时还是没有看得太清楚，“盈利模式根本就是错误的。”
然而一些项目上的暂时吃亏却为陈平赢来了诚信的口碑，“长久来讲我是不会吃亏的。”陈平表示自1996年涉足资本市场之后，“脚踏实地的”泰德一步步的发展壮大。
阳光的资本苦旅
2004年年底，陈平开始向当时香港上市公司“阳光媒体”注资，而泰德集团也随之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这也是陈平的“阳光苦旅”的开始。
在泰德集团刚刚进入阳光媒体之后，迎接他们的竟然是接踵而至的各家债主。最先找上门来的是美国A＆E历史频道催要节目购买费，随后上星租用费、节目制作费等各种名目的欠条陆续被摆到了陈平面前，“我的天啊，加在一起5000多万啊。”陈平苦笑。
原来，2001年阳光卫视签订这些合同时，还是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都为阳光卫视进行了担保，于是阳光卫视的负债都成为了上市公司要承担的债务。
“我之所以接管阳光卫视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陈平表示，因为泰德当时给“阳光媒体”担保了7000万，如果不接手则白白损失，“毕竟还是个卫星电视频道，只是被弄成空壳了。”陈平说。
2005年4月，因为阳光传媒的上市公司一直拖欠卫视租用费，亚洲卫星公司已经把停播通知的最后通牒发到了陈平手上，阳光卫视即将从荧屏上消失。在万分紧迫的情形下，陈平只好出手接管。
2005年5月底，陈平联合他的投资伙伴组成了一家名为“彩龙”的买家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从星美国际手中收购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并承担了阳光卫视所有的债务。“彩龙”成为了阳光卫视的第一大股东，接下来就在一片废墟中开始了重建阳光卫视的艰辛之路。
可以说，此时的阳光卫视已经是尚存喘息之气，“我接手的时候，香港5个人，北京7个人，但就是这么一把骨头，有的员工还要啃。”陈平很气愤地表示。
于是，陈平对阳光卫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建。对电视业务毫无经验的陈平，亲自上阵，通过各种渠道匆忙采购回了300多个小时的节目，解决了阳光卫视的无米之炊。今年5月，阳光卫视开始改版，新的阳光卫视除了坚持人文历史纪录片之外，并加大了财经节目的制作播出。
自从入主阳光卫视，泰德集团就开始不断烧钱。在一年时间里，重新添置设备、招兵买马，据说为重新构建阳光卫视，陈平已经投入了4000多万，目前，阳光卫视已经重组了80多人的团队，频道整体的运营架构已经基本成型。
不玩别人的钱
其实，在接手阳光卫视之前，早在互联网泡沫时代，陈平已经在传媒领域饱受打击。2000年收购《网络报》是陈平与传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让他“赔了好多钱，真是一塌糊涂”。
“以阳光卫视为代表的媒体，到目前为止还是亏本买卖，但从社会责任感上还是值得的。”陈平表示，从商业角度，中国还是需要一些追求高档文化的人文历史节目，“这是积累的过程，所以要有耐性，要坚持——这和自己做人，以及下海以来的做法是一样的。”
陈平所谓的“做法”也是他下海16年来的生意理念。“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还是很不规范的，从我做人来讲，如果是债务的纠纷，我觉得能算就算了，因为很耗费精力。”陈平说，“吃亏不是窝囊，而是我承认这样的社会现实。”在这位学者出身的商人眼里，目前在中国商业社会，仍旧处于变型过程，但最重要的还是做人的诚信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财富。
“交易前，我尽可能把丑话说在前面，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什么交易条件都签，但是承诺完了都不算数的话，就没有办法了。”陈平总结自己的教训时，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中国的商业环境里，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真的很累很累。”
“玩别人的钱，如果不能给人回报，就会很内疚，人活着就很有压力。”
陈平说，如今，他感到最内疚的是，1993年运作的景山远程教育网，“最早的股东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收益，我还在想法设法运作成功让他们把本拿回去。”
或许，正是出于花别人的钱所带来的心理负担，陈平坚持“自己掏口袋自己做”，甚至在互联网经济最红火的年代，最早涉足的陈平也从来不搞融资、上市这些“时髦的东西”，“花别人的钱，其实那是要负责任的。”陈平表示，其实他在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是花自己的钱，“价值观不一样，心理负担也不一样”。
陈平坦言，在互联网领域里，尽管是最早涉足的，但不是很成功，“因为考虑的比较多。”早早开始资本积累的陈平笑着说：“在泡沫经济时代，我是有产者，所以有很多顾虑，无产者就不怕。”
然而，直到今天，陈平仍然不敢轻易涉足互联网领域，“不像很多人初生牛犊不怕虎”，
因为“还很难说这些互联网项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虽然Google已经被证实了其商业模式的成功，但是很多互联网公司，我还是看不到前景；我自己也在摸索。”
2006年8月份，陈平入住阳光卫视之后，一个崭新的项目推出——阳光宽频启动，这也是阳光卫视要扭亏为盈，突围的主要方向——这是一个互动形态的网站，以“视频互动博客”为主，并与阳光卫视进行资源共享。陈平的计划是要以阳光卫视作为媒体战略的核心，建立起电视节目内容生产发行机构、播出平台、直到终端接收设备生产的一整条产业链。
其实，陈平最为关心的是10月22日启程的“中阿友好万里行”，据说这是阳光卫视重振之后的一次扬眉吐气之旅。“作为中国人的民间外交的开端。”把阳光卫视作为自己未来主要事业之一的陈平表示，过去所谓那些行走，更多带有旅游性质的，而自己更看重的是促进经贸，“没有经贸支持的交流，更像是空中楼阁”。
然而，这次阳光卫视投资2000多万、跋涉20个国家4万余公里，为全球华人揭开阿拉伯世界的神秘面纱同时，也更像是喜欢摄影和旅游的陈平一次奢侈的旅行。“我没有什么消费，比如每个礼拜都作飞机，但从来没有买过商务舱。”一向在生活上朴实的陈平呵呵笑道，“我现在是成了资本的奴隶，就为了挣钱，发展，在投资上我是比较大方的，但是生活上总是舍不得。”陈平不由地感慨，“毕竟都是从创业者过来的。”
或许，这也是80年代企业家们的“通病”。51岁的陈平更愿意把自己与联想的柳传志(柳传志新闻,柳传志说吧)、海尔的张瑞敏(张瑞敏博客,张瑞敏新闻,)划分在同一时代，“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过去的东西被破坏了新的东西在建立。”不可避免地，陈平也被赋予了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生命力极强，应变能力极强，并且也很累。”
尽管很累，在接手了阳光卫视之后，陈平变得更加忙碌，在他看来，自己的“黄金年代才刚刚开始。”
“超过黄光裕”的资本大佬
文/本刊记者 冯嘉雪
提要：一个项目转来转去，依然尚在禹晋永掌中，但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几十亿元的现金就装进了他的口袋。就某种意义上，禹晋永的“个人资产已经远远超过了黄光裕”。
准备隐退的禹晋永把手机、笔记本电脑统统扔掉，“我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已经有足够花的钱了，可以不用上班，就准备退休了。”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禹晋永对《中国新时代》说，在资本市场浸泡了多年之后，40出头的他便萌发了“退意”。
然而，仅仅与外界断绝联系一星期之后，这位原国美置业总经理突然病了。医生告诉他，“你并没有病，你萎靡不振的原因就是和外界断绝了联系。”于是蛰伏了9个月后，禹晋永再次高举着“资本地产”的大旗进入市场。
禹晋永一直被称为是中国“资本地产”的原创者，但真正令他名声大噪的，还是源于与中国首富黄光裕2005年的一段合作。
尽管二人的这段“联姻”仅仅持续了8个月的时间，但作为“国美商都”背后的真正运作者，禹晋永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借壳上市”是资本市场的“老把戏”了，而在地产界，能够将它玩转的为数不多。至于能将它由始至终不停玩转，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或许只有禹晋永了。
让技术为资本打工
禹晋永出身于军人世家，这一点从他的言谈中总会找到类似“发动猛攻”等军事色彩浓重的词语，或许正是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1982年，在别人刚开始当兵的年龄，禹晋永就已经从部队转业了。此后，他被分配到公安局做秘书，1986年，公安系统组建保安公司，当时已做到刑警队长的禹晋永转身投入其中。
在保安公司的经营管理，让禹晋永发现了自己的经营才能，“忽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挺有才干的。”他说，第一次带领公司赚钱的那种“怦怦”心跳感觉，至今让自己记忆深刻。同时，禹晋永也发生着“渐变”——“先是有一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然后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愉悦感，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不久，禹晋永又被调任地区粮食局，几年之后，升任粮食局局长。1992年，由于感觉“在粮食局干已经不过瘾了”，禹晋永开始在一个全新的领域打拼，出任土地开发公司总经理。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各地还尚未成立“土地局”，而土地开发公司则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土地局”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禹晋永开始接触地产行业。而也正是在这期间，他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涉足资本市场，学会了资产收购与兼并。1999年，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全国。禹晋永面临着选择。36岁的禹晋永没有选择在仕途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决定彻底告别政府机关。
此时，曾经是禹晋永的客户——来自台湾凯胜集团的老板邀请他出任公司总裁，月薪15000美金。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禹晋永就发现“自己不能适应”，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太大”。于是，不想在台湾“打工”的禹晋永向凯胜集团提出，希望他们能够考虑到内地投资。
禹晋永的建议得到了响应，并投资建立了凯爱集团，即凯爱置业的前身，并开始迅速“扩张”，这一切缘于此前禹晋永积累下的丰富经验与资源，而此时，其在资本“手法”上已颇为老道。
“收购、兼并就是这样，刚开始你没有钱，但一夜之间你就是亿万富翁。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挣到了很多很多钱。”禹晋永这样解释他的扩张“秘诀”。正是通过这种资本运营的方式，2000年，禹晋永斩获颇丰，最让他得意的，就是“成功收购了凯爱，由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
控制了凯爱后，禹晋永开始在国内广泛买地，三年后，它已经是一家拥有了几十亿元的资产的“跨国企业”。然而这种“低成本扩张”的方式在禹晋永看来还是太慢，他要让凯爱与国际资本市场“对接”。
2005年底，凯爱中国网被禹晋永出售给北美证券集团，由后者保荐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通过这次运作，我们套现了10多亿元。现在看10几个亿并不算多，但当时我们还处于原始积累初期。”禹晋永说，“每一步都成就了我们。”
将凯爱的一部分地产业务装入网络公司，并最终成功在海外上市——这与日后禹晋永对国美商都的运作，如出一辙，“让技术永远为资本打工”，也是那时的禹晋永喊出的一句口号。
禹晋永表示：“我们在运作模式上跟其它门户网站最大的不同就是采取资本运作，比如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大都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更新和发展，而凯爱中国则是通过资本运作模式。”
“资本地产”的设计者
禹晋永与黄光裕最早的结识在2002年，当时两人在对“宁城老窖”壳资源的争夺中一直是对手，虽然最终黄光裕取得了胜利，但两年后，这两个资本市场中的“大佬”第一次真正走到了一起。
2004年，黄光裕的国美电器通过借壳中国鹏润，成功登陆了香港股市，一跃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但在禹晋永的“版本”中，他当时的“个人资产已经远远超过了黄光裕”。
随后，黄光裕找到了禹晋永，表示他们正在做一家资本地产公司，邀请他加盟，“从2004年6、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深入谈这个事情，有时候彻夜地谈，谈想法。”禹晋永回忆，当时二人很容易沟通，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想这个事情。”
2004年12月份，双方组建“国美置业”，与外界盛传的禹晋永出任职业经理人的说法不一样，这位前国美置业总经理表示：“我们是采用分成的方式，而不是入股的方式。”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做项目，完了（项目完成后）就分账。所以谈不上职业经理人，也谈不上股份。”
禹晋永当时的心态是，没想在这个行业中做多长时间，“玩就玩一把吧。”如果有股份就会把两个人长期拴在一起，如果是职业经理人则就变成成打工的角色了，“大家都对这个项目都看好，就来组建一个公司。”
“国美置业”一系列项目的成功运作，令黄光裕头顶的“首富”光环更加闪亮。同时，也让禹晋永的“资本地产”理念大放光彩。与传统地产商，买地、卖房的“简单初级模式”不同，禹晋永将“国美置业”的运作上升到了一个更复杂的操作方式，
“传统的房地产公司就是卖房子，而国美置业并不卖房子，它将自己项目的股权拿去发售。”禹晋永解释，例如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将其中200万元的股份出卖。仅仅以每股2元的价格出售，就套现400万元，“这个房子还没动呢，我就已经把它给‘卖’了。”禹晋永微微一笑，“这就是资本的魅力。”
其实，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过上市公司圈钱，“出售上市公司的股份，吸引基金；或者我们去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用上市公司负债的方式来买我们的项目。”——一个项目转来转去，依然尚在禹晋永掌中，但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几十亿元的现金就装进了他的口袋。
目前，很多房地产公司也学会了这样的资本运作手法，但禹晋永看来，自己才是这个模式的“设计者、领跑者”。
超过黄光裕
然而，2005年9月，合作不到一年的黄光裕与禹晋永宣布，二人正式“分手”。八个月之后，禹晋永继续高举着“资本地产”的大旗进入市场。
2006年5月，中国世代投资控股集团宣布成立，在这家注册10亿元港币的公司中，禹晋永本人的“凯爱置业”约占20％的股份，其余的股东分别为13家来自英国、新加坡、美国等地的境外基金，他们的持股均不超过10％。
“我们的整个机构设置，就和当初的国美置业一摸一样。”对于“翻版”国美置业，禹晋永毫不避讳。“我要的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在与黄光裕的合作中，禹晋永最大的“收益”就体会到了品牌的重要性。
或许，国美电器的“物美价廉”，迅速为其在全国赢得了非凡的影响力。“当中国世代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口碑形成后，它就会反过来强烈地刺激资本市场。”禹晋永说，“我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就会远远超过黄光裕。”
目前，禹晋永主要就做两件事：一是买地，二是挑选“壳资源”。中国世代仅仅成立两个月，便筹集资金20多亿元，在北京收购土地1万多亩地。而另一方面，上市对于中国世代而言，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那些股东就是冲着我们拥有的资本市场这个理念，我们团队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快速获利、规避风险的能力。”禹晋永说，他现在天天都要坐在办公室，接待上市公司。
“其实借壳上市根本用不了半年，我们之所以要花半年的时间，是因为我们要仔细地选择，哪个更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去上市，那太简单了。”在禹晋永看来，上市只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地产资本化的手段，根本不能被称之为目标。
禹晋永的时间表上，在未来的两年，中国世代计划掌握不低于2－3家的上市公司。“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跻身中国地产15强。说是要5年，但肯定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家刚成立不到半年的房地产集团的总裁，显得自信十足。
张黎(张黎新闻刚：新冒险主义者
文/本刊记者 陈益锋
提要：张黎刚近5年的“跟随者”经历，已经让他“从一个书生变成一个相对全面的、真正的创业者。”确实，这位当年不懂市场、销售的高材生，正在带领一个全新的公司开始着自己的商业追求。
三年前，哈佛大学生物教授罗伯特找到了张黎刚，问他有没有兴趣在中国尝试做一家医疗与互联网结合的公司，创业激情依旧的张黎刚毫不犹豫，选择离开了E龙——担任了4年CEO的张黎刚，曾经成功地把这家在线旅游公司带入了纳斯达克，并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达到了辉煌。
“他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敢于冒险的创业者。”爱康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黎刚对《中国新时代》说，除了自己曾经在哈佛攻读生物医学博士的背景之外，真正打动罗伯特的是张的身上那股创业者特有的冒险精神。
三年之后，张黎刚在自己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依然忙碌着，他的狭小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关于健康医疗的资料。
立志做一家“国内首家健康管理公司”的爱康网，创立以来，已经投入了近1000万美金，公司规模迅速扩张至500人，其业务范围也在全国12个城市展开，并建立了相应的销售服务网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健康福利提供商。”张黎刚的言谈里依旧保持着当年在E龙公司时的那种豪情。
让张黎刚感觉幸运的是，2006年的资本市场出现了新动向，尤其热衷于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刚好资本青睐医疗行业，而我们的爱康网已经搭建好了框架。”伴随着互联网经济成熟起来的张黎刚坦言自己，正在忙着为爱康网洽谈一笔1500万美金的融资，“我不拒绝资本，因为资本能让一个行业发展得更快。”
从书生到创业者
很多年之后，张黎刚仍然把自己当初去美国的冲动归结为家庭的影响。在张黎刚看来，自己作为一个来自普通的家庭的孩子，除了亲情，家庭很难给予他很多物质的东西，因此“我从小就明白要靠自己去努力获得一切，靠自己去改变。”
1991年去美国之前，张黎刚是最典型的中国好学生，戴着一副大眼镜，每天吃完饭后不休息，趴在写字台前读书，据说在高中同年级三百多个学生中，张黎刚从来没有跌出过前六名。“我应该算是中国教育的一个成功的榜样。”张黎刚说。
这位众人眼里优秀的学生也是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班里，退学申请出国的同学里第一个签证成功的人，1991年，年仅20岁的张黎刚放弃了令人艳羡不已的生物系学士学位，只身前往美国，这一去便长达七年，张黎刚的人生轨迹也随之被改变了。
初到美国，由于进不了自己梦想的哈佛大学，张黎刚便呆在明尼苏达一间大学食堂里，每周末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刷盘子打工。据说当时那所学校里，有两个跟盘子打交道的中国男生，一个洗碗，一个收碗，洗碗的那个人就是张黎刚，而收碗的那个人叫唐越，也是后来与张黎刚创建e龙的重要伙伴。
1995年，凭着自己的执著，张黎刚终于如愿以偿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哈佛校门，“哈佛让我从一个追求科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一个做实业的人。”张黎刚说，诚然，这位中国小个子此后的所有商业故事全都与哈佛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1997年，作为落选哈佛中国学生会主席的张黎刚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筹办《哈佛中国评论》，这是理工科出身的张黎刚第一次创业的开始，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微软的赞助，如今，这本杂志已经开始举办中美高层官员参加的高峰论坛。
随后，张黎刚遇到了准备回国创业的张朝阳，接下来，还有三年才能拿到哈佛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张黎刚，选择放弃了学位，并投入了互联网经济之中，直到后来创建E龙、爱康网。
“当时就是一个跟随者，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回忆曾经在搜狐、E龙的经历，张黎刚说，“任何事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我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因为早期的互联网公司还是技术型的，我还没有什么话语权。”
如今的张黎刚感觉自己近5年的“跟随者”经历，已经让他“从一个书生变成一个相对全面的、真正的创业者。”确实，这位当年不懂市场、销售的高材生，正在带领一个全新的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商业追求。
敢于赌押一切
尽管爱康网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并没有成熟的行业先例，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发展，但张黎刚欣慰地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点，在开拓一个全新的行业，以行业领先者的角色出现。”
相比较于E龙而言，张黎刚更看重自己的公司是否是一个行业的领先者，是否是一家别人眼里伟大的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张黎刚在E龙担任CEO期间，在受到资本的主导之下，并没有成为最优秀的公司，“创业者不能控制公司的未来和发展。”张黎刚仍然有些不甘地说，“我希望有那么一个环境，能够成就每个人的梦想。不要为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些东西来浪费自己的青春。”
张黎刚认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不一定挣很多的钱，但必须是为消费者创造最大价值的，
“就像很多赌场也很挣钱，但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伟大的公司一样。”张黎刚的愿望是把爱康网打造成为中国医疗行业中最大的健康福利提供商。
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经济的张黎刚表示，如果一个人擅长在资本市场空手套白狼，就可以成为英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把公司买进卖出，不是我追求的，我追求的是踏实的做好一个实业。”张黎刚深有体会地说，“因为资本运作不能根本改变公司的价值，一个公司真正能创造价值才是伟大的公司。”
因此，只有把资本利用好，才能成就一个公司，利用的不好，就会遭遇毁灭的可能，于是，从创立爱康网开始，张黎刚始终坚持“一个公司的成功，应该让管理者决定这个公司的未来”的观点。
前车之鉴让张黎刚在寻找投资人时，变得极为谨慎。“我们比较注重行业的发展，需要有远见的投资商来合作。”张黎刚表示，一个投资人手里往往管理数个、甚至数十个项目，因此不能指望他能对一个全新行业的准确把握，因为如果等到让投资人来控制公司的命脉时刻，距离公司的失败也就不远了。
其实，在镜头面前总是表现腼腆的张黎刚，做事情并非小心翼翼，他更喜欢用新冒险主义来形容自己。“成功者去创业，要敢于赌押一切重新开始，并不是要放弃什么，而是有勇气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下去。”张黎刚不止一次向别人阐释着自己所理解的新冒险主义。
然而，在他离开E龙之初，甚至还借钱创业的时候，包括太太黄飞燕在内，所有的家人都表示反对，“大部分都是反对，我也不和他们讨论。”张黎刚的这种执著，来自于他的一个发现。
作为江苏江阴人的张黎刚，在近几年忽然发现家乡众多上市公司的老总，居然都没有良好教育的背景，但是却有着把一切赌下去的勇气。“认准一个行业，就应该不顾一切，如果给自己留后路的话，就不会很执着的往前走了。”张黎刚坚定地说，这就是最纯朴的冒险精神。
有意思的是，张黎刚更倾向于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冒险主义，归结为得益于自己近七年的美国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英雄，我是比较赞同这一点的。”张黎刚意味深长地表示，如果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自己的英雄，这个社会将更有创造力，更有未来。
洪晃：资本没什么魅力
文/本刊记者 阚世华
提要：自从接手互动媒体集团后，洪晃才算把自己的角色转换为企业家。说话向来直爽的她，并不认为曾经自己是企业家，“自己也就是个小老板”。
身着白色职业装，轻靠在转椅上，点着一只香烟的洪晃显得非常清闲。在时尚圈朋友眼里，这是一个生意人——永远充满活力的女总裁，然而在生意人眼里，洪晃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时尚女性，甚至和艺术沾边。
位于北京机场高速路旁边的798工厂，似乎已经成为先锋艺术圈的代表名词，洪晃的公司就在这其中的一个废旧厂房里。
带着篮球架的办公区里，错落地搭着几个鲜艳的小屋子，每个屋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上百平米的办公区显得空间感十足。办公区的另一侧，经过几级旋转的木梯，便登上了洪晃的个人办公室。那是一个搭在半空中、完全开放式的空间。矮矮的围栏内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柜，很像轮船上的望台。
1961年生于北京的洪晃，如今身兼著名媒体人、出版人和广播、电视主持人等数职。尤其是作为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作家章含之(章含之新闻,章含之说吧)的女儿、导演陈凯歌的前妻等一系列的名人光环下，洪晃更加显得与众不同。
自从接手互动媒体集团后，洪晃才算把自己的角色转换为企业家。然而说话向来直爽的洪晃，并不认为曾经自己是企业家，“自己也就是个小老板。”现任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洪晃在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
对赚钱手段更感兴趣
出身名门的洪晃，曾经写下轰动一时的《我与乔冠华》一书，她就是这本书中的“妞妞”。
1974年，我国公派了一批小留学生赴美求学，洪晃就是其中的一名幸运儿。那一年，12岁的洪晃来到了纽约，并自那时起打下了深厚的英文基础。虽然生长于这个“有点背景的家庭”，但她的生活显然已经摆脱了“继承”的框框。
中学毕业以后，洪晃考入美国久负盛名的七大女校之一Varssar学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成为罗斯福夫人、凯瑟琳 肯迪夫人的校友。
25岁时，洪晃已是一家外资企业南京代表，年薪高达七万美金。“在80年代中期，我的薪水可以买大楼了，在那样一个年代，拿着这种工资会有一种荒谬的感觉。”洪晃说。
在洪晃看来，要是发财发得晚一点，也许她对钱会更尊重些。但在那个年龄，一次轻松愉悦的朋友聚会远比这个“称得上是天文数字的年薪更具吸引力。”
如今，洪晃仍然认为以前的生活很乏味。“每天就是被谈判、合同包围住，天天都要和别人喝夜酒、应酬等，我都觉得得自己已经快死掉了。”
洪晃清晰地记得一个周日，她要去谈判，在一个“大奔”的车后座，她突然间开始哭了起来。“那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年华已经老去了，挣一把一把的钱，坐着大奔，大礼拜天还要去谈判，”洪晃说。
1996年，洪晃曾经毅然地辞去风光体面、年薪18万美金的首代职位。“我自己也给了自己很多压力，但是后来意识到，如果事实证明我活得没有我家人那么成功，并不说明我活得不好，并不是我糟蹋了这一辈子，我活得还是比较自由自在的，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随后，洪晃与情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投资了美国文特出版公司。这个公司的所有投资人都是留过学的华人，大家都想为中国的文化做一点事情。
“赚钱当然是基本的生存问题，我也跟钱没仇，但当我老了时，希望我能告诉我的孙辈我曾经做过点令我自己感到自豪的事，而不是说这辈子就追求个百万亿万富翁。其实谁都对钱感兴趣，但我对赚钱的手段更感兴趣。”洪晃表示。
就在洪晃成为一名出版人还没几天的时候，一个朋友的话让洪晃感到了一丝压力。“要想让谁破产，就让他投电影；要想让谁日子不好过，就让他投杂志。”
钱本身没有魅力
互动媒体集团成立于2003年3月，简称CIMG。这是一个年轻的集团，聚集了国内、外优秀的媒体专业人员和资源，它所提供的内容主要是女性、商业和娱乐这三个重要领域。
洪晃接手互动媒体集团是件很偶然的事情。
1998年，洪晃还在和朋友们一起做项目投资，在洪晃的眼中，和朋友们一起做的国标投资公司，就是一个基金公司。那时，洪晃偶然结识了黄俊杰——音乐人谭盾的夫人。
黄俊杰先与友谊出版社进行项目合作，后来合作到一半的时候，黄俊杰就没有资金再继续下去。然后黄俊杰通过关系找到洪晃，“经过几次商谈与调研，我们决定进行投资，”洪晃回忆着说。
起初，洪晃和朋友们并不想参与管理，但因黄俊杰不能经常回国，在短暂的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管理人员，他们面临着两条路的抉择，一个是把这个企业作为亏损处置，另外就只有自己接手继续做下去。
开会的时候，大家决定在投资者中寻找一位管理者，就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洪晃突然举起手说，“我来做！”朋友们觉得很意外，“我觉得这个项目要是丢掉很可惜，而且中国媒体也是比较有前途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好这个事情。”洪晃说。
洪晃的愿望是要把目前集团旗下的两个杂志的品牌做出来，《世界都市》和《ilook》。“未来媒体的力量不在于数量，而是质量和品牌。”洪晃说，现在她最重要的事情是对《ilook》的改版，这是一本做时尚奢侈生活的杂志，所处的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程度。”
在洪晃看来，有钱未必就能玩媒体。资本不仅能成就一个企业的发展，更能实现某种成绩。“其实资本最关键的是信誉问题，对于企业的信任、对企业管理者的信誉，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好项目是很多的，但不是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能赚到钱的。”
洪晃表示，曾经有一个外国人，形容在中国投资，投进去的钱，能赚回来的几率比较小。“其实，我能理解这样的心情，曾经我给外国人做企业咨询的时候，天天帮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在投资的时候，信誉就是最关键的。”
“我比较喜欢找对于企业长期有规划的资金，这样的资金对企业的发展起稳定的作用，在风险投资方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故事。”洪晃说。
在洪晃看来，钱本身是没有魅力的，能够帮助人们做出事情，这才是钱的魅力。钱本身只是个工具，需要有人用，用好了才能发挥作用。像“国美”这些企业用很少的钱起家做到现在的地步，这才叫资本的魅力。
资本的另一面
洪晃直言，目前中国创意产业有两个比较恶劣的习惯。一是来源于资本的恶劣，有很多资本投资创意产业，是因为某个老板想玩把艺术，就是单纯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不是真正的经营管理，也没打算获取市场回报。
据说《名牌世界•乐》杂志原来有一个合作的老板，他根本不是用于杂志真正的运营发展，而是为了自己在圈子里秀一把，每期杂志一出来，就给周围所有的朋友发，“还特神气的告诉别人，这是我们家的杂志，这种就叫做‘虚荣项目’”。洪晃毫不客气地说
洪晃的朋友圈里，经常能接触到一些电影制片人，在他们那里资本有着不同的作用。“很多电影制片经常会说，我在扎钱呢，听着有点血淋淋的。经常有制片人在忽悠投资者，制片人的利润多是来源于他省下拍摄的费用，制片人找到100万的投资，实际只用了80万来进行制作。”洪晃说。
对于资本的运用，洪晃有着自己的烦恼。“其实我们的发展一直是挺苦的，因为我们第一次注资之后，就没有再融资。”其实，现在经常上门的的风险投资公司很多，但洪晃觉得自己企业的发展，还需要谨慎一些。“首先我们要对投资者负责，投资者的期望值与我们自身的能力统一后，才会合作的比较好。”
洪晃深知，要想快点长大，是必须需要用风险投资的。“我们也在谈一些风险投资，也在选择不同种类的投资，我们要仔细的衡量，时机适当时我们会正式引进风险投资。”
洪晃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并且坚信自己能把自己的杂志办成中国本土最好的时尚杂志，“最重要的是，我正在做的是从心底里喜欢的事。”洪晃自信的说。
江南春：梦想照进现实
文/本刊记者 阚世华
提要：“资本的运用要在适当的时间，才会得出好的答案，”江南春总结说。然而，在创业初期，资本的快速降临却是这位年轻的广告人意料之外的。
江南春的忙碌是一般企业家难以比拟的，他几乎不停的全国奔波。上午还在深圳，下去就飞到福建，每天工作18小时以上，33岁的江南春被身边的人称为“工作狂”。
短暂几年间里，江南春创建的分众传媒网络，已经由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100多个城市，由最初的50栋高级商业写字楼，扩展到多种媒体网络在内的，日覆盖近1.5亿都市人口的综合性传播平台。
这位年轻人的一个小创意，让他在资本市场上左右逢源。2005年，江南春率领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募资1.72亿美元，成为第一支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广告传媒股，目前公司市值已超过30亿美元，是NASDAQ中国上市公司的龙头股。
“资本的运用要在适当的时间，才会得出好的答案，”江南春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说，然而，在创业初期，资本的快速降临却是这位年轻的广告人意料之外的。
缘起“电梯”
江南春怎么都没想到的是，自己公司的对门，就是风险投资界赫赫有名的软银投资，他更没有想到风险投资早已经盯上了自己。“那时只顾忙着开拓市场的事情，每天不停的忙碌，根本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江南春说。
2001年，江南春将公司落户到此办公之后，忙碌是让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就有机会经常见面，在电梯里、在公司上班时碰到，慢慢的有些了解。”软银投资的首席代表余蔚说。
最初，余蔚并没有对邻居——江南春的广告公司太在意。但余蔚却注意到当时这位只有29岁的年轻老总，“感觉他从早晨八点钟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他时，他总是提着一个笔记本和策划书。”余蔚还清楚地记得经常停泊在楼下，江南春那辆不太新的奔驰车的车牌号。
2002年，余蔚开始留意江南春每天开着自己的奔驰车出入写字楼去安装液晶显示屏。“大家很关注这样一个广告平台，反正等电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情。”余蔚说，这时的他，预感到这种数字化户外媒体的形式和功能，当其覆盖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未来市场一定很有潜力，作为风险投资人的余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2003年的4月份，江南春的楼宇电视系统推出一个季度后，一天，余蔚在电梯里遇到江南春，便问项目是否开始赚钱了。“还可以，每个月的开支和收入已经持平，开始赢利了。”江南春说。
“很少的商业模型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赢利。”在余蔚看来，这种商业模式让他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就在于其独创性，“所以我很快就有一个决定，我想投资这个项目。”
最后实质性的谈判，双方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实际的时间甚至很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江南春说。
双方彼此在谈到很多条款、权利、资金金额的数据时，江南春不去计较价格，“资本的介入多少，那只是一个数据，我真正想要的是价值的结合，”江南春说。
两个月后，软银风险投资在上海正式宣布参股江南春的公司，成立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随着4000万美元的分批注入，分众传媒不但要把商务楼宇联播铺向全国，而且要向其他2000万中国中产阶级出没最频繁的地方——星级酒店、高级公寓、加油站全面扩张。
从畅想到现实
江南春在赢得了软银的投资之后，便开始在全国展开“圈地圈楼运动”，同时，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圈钱运动。
2004年4月，曾经成功投资蒙牛、李宁等公司的鼎晖国际携手风投DFJ等公司，又给江南春注资1250万美金，推动其全国网络的铺开；同年11月，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欧洲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3i宣布投资3000万美金成为分众传媒第三轮的投资者。
经过三轮融资，2004年度分众传媒的融资总额上升至4250万美元，创造了10年来国内广告传媒私募融资的全新记录。2005年，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募资1.72亿美元，成为第一支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广告传媒股，目前公司市值已超过30亿美元。
“资本的不断进入，使得企业再进行扩张发展时，能量变得非常强大。”江南春说。2006年3月，分众传媒迅速出手并购了一家国内知名的手机广告运营商，并启动了“分众无线”的新媒体品牌，“不断挖掘新产业，是分众传媒现在重要的任务，”江南春说。
其实，2006年的江南春，最得意的事情便是并购老对手聚众传媒。去年年9月，在投资方的极力撮合下，江南春与虞锋第一次见面，但在双方合并的价格上出现了很大的出入，分众传媒最初对聚众的评估报价为2亿美元，而聚众则认为3亿美元是可以接受的价格，第一次谈判结果是大家不欢而散。
在投资方的多次建议下，2005年11月，虞锋和江南春再次秘密会谈，这次的价格差距开始缩小，但仍然存在分歧，但聚众的想法是3亿美元以上，理由是聚众上市的价值就在3.5亿美元，而江南春只接受3亿美元以内的价格，所以双方仍然存在5000万美元的差距。
一直僵持到12月，双方在投资商的“撮合”下才最终彼此妥协，取了一个中间值，3.25亿美元，分众以现金加股票共3.25亿美元，合并主要竞争对手聚众，其中9400万美元为现金，2.31亿美元为新发行股票，同时虞锋担任分众传媒的董事长一职。
而双方的合并也预示着江南春已经将中国的户外液晶媒体市场，全部揽入自己的怀中。业内人士认为，以分众传媒为代表的中国新媒体的整体崛起态势，不仅显示出一系列新的媒体产业的成熟，更重要意味着媒体与资本结合的全新角度的认知与诠释。
目前，意气风发的江南春开始构建自己曾经所设想的商业模式，诗人出身的江南春得意的说，“我们所倡导的分众型生活圈媒体群正在从畅想变为现实。”
这位年轻总裁的商业梦想，是否还能一如他的资本之旅那般幸运，让人拭目以待。
周鸿祎：资本不是“天使”
文/本刊记者 昝慧芳
提要：后来周鸿祎才明白，那些曾经让他自卑的、所谓“一见钟情”、“谈三分钟就拿到了几百万”的传奇融资故事，大多出于杜撰。事实上，创业者被投资人打断、拒绝是很正常的事情
“西雅图的一个广场上，比尔•盖茨从他的伙伴艾伦的手里抢过《大众科学》，那期封面是一个被称为PC的玩意，跳着对艾伦说：我们马上去机场，我们能让有一天全世界每个人都能用上这玩意！”这是小说《硅谷热》里众多激动人心文字中的一部分。
其实，这真实描绘了硅谷的主角——工程师、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以及Apple、HP、Intel等公司的发家史。也正是它，让硅谷成了全球IT业的圣地麦加，而被这本书打动，开始追逐高科技创业梦想的创业者更是不计其数。
周鸿祎便是其中之一，然而恐怕就连周鸿祎自己也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在早先设定的创业者角色之外，竟然还会扮演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资本。
“你做了什么东西？跟别人做的有什么不一样？能提供什么样的功能？这个东西能给客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谁会用你的东西？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在不同的场合，面对想要融资的各式创业者，周鸿祎经常会用这样一连串的问题，打断对方的阐述。
接下来可能是尴尬的冷场，也可能是更多让创业者更加防不胜防的“苛刻”提问——在很多创业者的眼中，离开雅虎中国，作为天使投资人的周鸿祎因为对创业者的“粗暴”，使其早已失去了“天使”光环。
实际上，在创立3721时，周鸿祎对风险投资的全部认识，仅仅是从《硅谷热》里得到的一些感性认识。
“根本不知道该上哪找风险投资商，对资本毫无概念，没见过投资商，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接触。”周鸿祎对《中国新时代》说，在他的意识里，当时的他和资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
“传奇融资大多出于杜撰”
即使是最优秀的创业者、拥有最好的团队，跟风险投资对话，也永远是一个自我被别人挑战的过程，周鸿祎自然也不例外。
1998年，周鸿祎离开工作4年的北大方正，全力研发中文地址栏搜索技术。当3721推出自己的网络实名产品的同时，公司的启动资金告罄，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周鸿祎必须寻找投资者。
其间，周鸿祎找过很多国内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和公司，和讯网前CEO谢文是当时国内第一个看过3721演示的人。然而，看过演示之后，谢文认为周鸿祎作的事情让微软和思科做可能还行，周本人肯定是做不成的。
投资者对“中文上网”的理念的难以认同，让周鸿祎四处碰壁。眼看刚刚成立的公司将难以为继，紧要关头IDGVC（国际数据集团风险投资基金）的出现，终于让事情有了转机，周的兴奋可想而知。
随后，他先后见到了IDG的投资助理施晓东和IDG合伙人林栋梁。因为当时创业者远不如今天这么多，周鸿祎抓住机会分别跟他们在酒店的咖啡厅里“东拉西扯地说了2、3个小时”。在努力兜售自己和自己想法的时候，周鸿祎并没有觉得自己在接触资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嘛”。
不久后，周鸿祎被邀请去跟IDG所有的合伙人见面，这是周和IDG的首次正式见面。正式会面的饭桌上，周鸿祎既没有商业计划书，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在交给VC们一份临时手写的简单概要后，“拷问”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劈头盖脸的砸下来。
“周很急躁，听你说不了三句话，就会打断你”，时任IDG合伙人的王功权甚至让其自己练习如何用一句话说清自己的商业模式，幸亏基于之前双方的充分沟通，以及IDG对周本人及其团队的认可，尽管并没有看懂周的商业模式，但IDG最终还是投了25万美金给周鸿祎。
此后，IDG带周鸿祎见了很多VC。投资人的打断和各种令人尴尬难堪的问题，被周鸿祎看作是完善3721商业模式的帮助。于是，他开始主动练习，加上专人为其讲解如何写商业计划书，周鸿祎逐渐能用精炼的话表达自己的商业模式，此后的周鸿祎变得“善于表达”。
后来周鸿祎才明白，那些曾经让他自卑的、所谓“一见钟情”、“谈三分钟就拿到了几百万”的传奇融资故事，大多出于杜撰。事实上，创业者被投资人打断、拒绝是很正常的事情，经历这种过程可以更快的帮他们理清头绪。
周鸿祎说，年轻的创业者往往会犯三个错误：喜欢定性的描述，不定量，说很多，但是没有信息量；绕弯子，不能直接切入到商业核心；常常在假设条件下描述产品的价值。但是，聪明、傲慢的投资人没有太多时间，如果陈述在3、5分钟内不能阐明要点，创业者就可能永远失去机会。
“惹不起，我躲得起”
三年前，3721以1.2亿美元易手杨致远的雅虎，随后周鸿祎出任雅虎中国区总裁。在雅虎中国这个跨国公司平台上，“周鸿祎凡事亲历亲为，总是冲杀在市场的第一线。根本不像一个知名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但正是这种做法，才使得雅虎中国在周鸿祎任内的两年，业绩大大地提升。”一位跟踪周鸿祎多年的记者这样说过。
他在雅虎的作为，正如王功权曾经对他的评价：“周鸿祎是那种认准了方向就可以不顾一切，投入所有热情的人。当然，你别指望他会在过程中太注重繁文缛节的部分。”
实际上，这是周鸿祎身上创业者的血液使然。从在方正集团工作开始，周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在给别人打工，所有的努力都是锻炼自己能力、积累资源的创业过程。
“我在雅虎之所以做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变成一个职业经理人。经理人是保姆性质的，你把孩子交给我，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但是，创业者是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做。”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周鸿祎努力把雅虎的文化改变成创业文化。
然而，即使文化可以改写、队伍可以改变，跨国公司管理体系的束缚却难以突破。在雅虎总部的严格预算制度下，周推出新品需要先斩后奏，做出的成绩也难以获得美国总部的认可。在认识到“在大的官僚体系中，大家需要的是听话的职业经理人、更需要的还是安全，并不是我这样锋芒毕露的创业者。”之后，周鸿祎选择了离开。
在周看来，目前中国互联网“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里，来自美国的那一套管理机制并不适用，“如果不能让员工happy，中国的创业者和团队有最朴实的做法，‘惹不起，我躲得起’，最后团队就散了。其实，雅虎在中国真正需要应该是一个团队，一群非常能干的人，这些人知道怎么做事，能帮雅虎在中国打下一片天地。”回想当初，周鸿祎现在更愿意这样总结其在雅虎的那段经历。
尽管失去了3721这个平台，但也让周从雅虎学到了跨国公司在管理、公司整合方面的诸多优点，“基本知道了门户是怎么回事”，周鸿祎表示，实际上，国内公司之间的竞争反而更加激烈，“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卖掉自己的公司，卖掉会失去太多东西！”
“天使”的新事业
离开雅虎后，周鸿祎以合伙人的身份正式加盟IDG。周很快成为各种围绕资本的会议、论坛的座上宾，并开始奔走考察各种项目，然而收获更多的却是失望，“创业者总是那么浮躁，模仿多于创新，即使有好的产品也常常不会表达。”周鸿祎说。
在IDG的半年历练中，周鸿祎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介于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天使投资人”，利用资本杠杆来获取回报。
作为天使投资人，周鸿祎的职责首先是通过和创业者对话，使他们学会尽快找到核心商业模式的准确描述。通过提问，要求那些没有明确商业模式的创业者，按步骤想明白自己的商业设想，“因此，核心的商业模式并不仅仅是怎么挣钱，它是以上各种模式的组合。”
周鸿祎判断一个创业公司是否值得投资的标准有两个：第一，产品是否真的能够给客户提供价值；第二，创业者本人和团队的判断。“任何一个商业模式，你最初看到、想到的，在未来做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根据环境、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关键还是在于操作的人能不能把它一直引领下去。所以，在投资前一定要看准人，在后来的操作中如果换人，也就意味投资失败了。”周鸿祎一席话，似乎也道出了风险投资的关键。
因此，周鸿祎在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扮演了平衡双方力量的角色。他既需要告诫拿了投资人钱的创业者，要遵守资本的游戏规则，又要劝说投资者尊重创业者，最大程度的发挥创业者的积极性。
“毕竟，资本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也有均衡的问题，如果一方强压另一方，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是双赢。”自认为脾气急躁的周鸿祎自己，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同意见，我们要劝说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这个没办法，因为企业是他的，我们只是一个投资人的角色。”
实际上，面对诸如像雅虎攻击奇虎、有人在网上阻击迅雷这样的情况，喜欢“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周鸿祎还是常常会跳出来。按照他的性格，能跟自己投资的、感兴趣的公司一起“战斗”，了解市场的最新动态，并规划一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总是最让他兴奋的事情。
卖掉3721、离开雅虎中国让周鸿祎似乎更加亲身体验到了资本这个“天使和魔鬼”的两面。这位一路走来颇带争议的创业者，将在自己投资的奇虎公司，扮演着《硅谷热》中那个影响曾经他事业生涯的资本角色。 (责任编辑：李淑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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