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已久的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政策，在温州正被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必要举措，借助行政权力强推给民企。当地政府强势推出“一号工程”，以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确保其生产经营用地需要，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优先安排其生产用地，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

　　这一优惠政策隐藏的含义是，起码在产业发展上，温州模式已经在与苏南模式的PK中败下阵来，需要政府之手介入具体的资源分配过程，以达到“抓大放小”、“实现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目的。这无非是国家市场主义向地方政府市场主义延伸的进一步体现，其间逻辑线索非常清楚，即外资能带来创新、规模与品牌，破除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小而分散的温州式的民间经济。

　　这一推断建立在想像的基础之上，并未得到事实的印证。苏南的民族品牌的形成能力真在温州模式之上吗？温州区域内的专业分工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其规模经济集聚效应真在苏州之下吗？将外企品牌与合资企业的人才统计在本地数据之内，有时候是对于本土经济发展动力的匮乏的掩耳盗铃之举。

　　苏南模式的两大瓶颈约束越来越明显，颇有骨哽在喉之势：第一，苏南外来的规模经济并未与内生经济很好地融为一体。第二点紧跟第一点而来，正因为苏南模式以牺牲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代价，对外资让步了过多的优惠政策，其发展并未相应带来民众的富裕，而是沿着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越走越远。媒体引用的数据称，苏州企业一般员工的年收入1.5万-1.8万元左右，但普通公职人员的年薪则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GDP增长的同步，达到6万-8万元。官方数据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藏富于官家与藏富于民，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更何况，在民企占95%的温州，天然具有少报利润少缴税的内在激励。但在数字出官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今天，官方用对苏州官员升迁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模式所带来的集约效应、国际形象、贫富差距不大的赞赏。很难说，这样的奖赏对于为转型所焦虑的温州官员没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

　　既然向苏南模式看齐，温州就很难避免上述弊端，大政府与小社会、温州企业的更大规模外迁将是可以预见的事。事实上，温州政府在尽一切努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确实在努力争取大型国企重化工业项目，官企与外企双重挤压之下民企的生存空间如何，我们在资源、金融等行业已经看到了太多的前车之鉴。

　　剖析苏南模式的弊端，并不等于说，温州模式没有遭遇转型难题，数月前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报告，以及研究者对于温州小而散的家庭作坊模式的发展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但那恰恰说明国内的整体市场经济环境还跟不上温州资本的发展步伐。

　　在剖析温州模式时，笔者曾提出，“温州商人的窘境无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窘境的投射，区域性市场经济进展到目前这一步，已经不满足在小范围内各自为政，他们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大物流、有保障的高效金融体系，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对于产权的切实保障。”温州资金急需寻找出路，却在楼市、煤矿、小水电等各行业遭遇壁垒，他们的产权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沦为整顿经济秩序之时的现成祭旗靶子。温州的中小企业规模之所以不大，固然有家族企业、学历不高等路径依赖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是规避商业与政策成本所需，绝非温州民企原罪。

　　温州交通不便资金不少，周边有洋山、北仑等大港口，发展金融与轻工业、出口业是区位优势的体现，现在偏要反市场之道而行，用行政力量强迫当地资金走大同、唐山这样的重化工业之路。这是否预示中国的市场已经分割到如此地步，即每个地区都必须自成重化、轻工的完整体系，大建化工城与轻纺市场，以减少对其他区域性市场的依赖？国家市场主义的行政资源配置方法果真深入到这一地步，中国市场效率堪虞。 (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