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产业部将在年内推行手机实名制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支持推行手机实名制的依据有二：由于手机用户匿名，短信欺诈、黄色短信、非法广告等各类违法短信已成社会公害；其二，世界上部分国家有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先例。

　　这些依据均缺乏说服力。首先，短信欺诈、黄色短信、非法广告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电信运营市场不透明和管理失范，不少电信运营商利用监管漏洞，暗中纵容甚至为非法电信业务提供便利，以从中“分一杯羹”，这几乎已是众所周知的“灰色秘密”。其次，且不说少数国家手机实名制之先例并未形成国际惯例，君不见，在那些手机实名制的国家，从立法到实施监督直至执法等诸环节，大到政治参与，小到雇佣合同，对于公民隐私权的紧要价值和保护利益，不仅已凝聚起社会共识，且有足够的制度保障和救济渠道。而在我们国家，连隐私保护制度的基本“母法”也尚未出台，因此用那些手机实名的“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条件尚不具备。

　　隐私权的基本价值在于通过捍卫公民个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信息，维护其心灵自由和身份独立，一旦不当泄露这些私密信息，公众和社会不仅不会得益，事主反而陷入难言的尴尬、羞辱，通常伴之而来的是实际利益遭受损害。生活经验证明，让我们无端窘迫而又无法反抗且后果无法挽回的，往往是隐私权受损所致。套用一句流行语：隐私权很大程度上关乎公民的幸福感。最近有一条新闻，“十一黄金周”期间香港旅游市场上导游“吃回扣”比较严重，港府的对策是，打算将有不良记录的导游公布上网，但意识到公民隐私权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必须事先征求“私隐专员”的咨询意见。

　　从目前的手机及其卡号营销市场来看，店面不计其数，遍布街头巷尾，在隐私权保护意识、制度及执法环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店员手中的用户个人私密信息不会不当外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极难解决的庞杂矛盾。如果说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可能威胁公民隐私，那么手机实名则是更加现实的公民隐私危机，毕竟前者的资料相对模糊而且掌握在政府手中，普通人无缘窥探，但后者的情况却不仅具体明确而且极易外泄和传播。

　　用实名制限制用户作为电信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以求电信市场的“捆绑性稳定”，回避了处于上游的主要矛盾，只是从下游的用户管理这个次要矛盾出发。这几乎与以前有人提出的“火车票实名制”同出一辙，并非一种“政善治”的公共管理策略，而是“消极回避公权力矛盾，挤压公民私权利以获得公共治理平衡”的惰政思路。(作者系北京律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