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9日表示，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从单一的人口控制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型，即统筹解决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和安全问题。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在我国已实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转型。

　　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过去乃至今天抚养和教育负担轻、储蓄率高、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人口红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专家研究，仅1983年到2000年，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率就高达26.8%。但是，专家研究，这样的人口红利期再过10至15年就会发生变化，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到达，届时，老年抚养比超过14％。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6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步减少。如果今天准备不足，那时的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局面。而过去单一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使新出生人口出现受教育条件越差越多生的“逆淘汰”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副作用。

　　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先后迎来相互叠加和交织的三大人口高峰，即总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仍处在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充分把握这个机遇，可以通过加速社会转型化解中国的老龄化危机，从而变挑战为机遇，加快社会的健康转型。除了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具体的重要制度转型还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老龄化危机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海在这方面的转变可谓先行一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海1800万常住人口中，各式各类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群已经突破1200万。为了让每一个在上海生活工作的人都能感受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不是用一套制度解决所有人的保障，而是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的保障，以构建和完善社保体系。比如为外来从业人员度身定制综合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缴费主体为用人单位，个人无须缴费，着力解决外来从业者最急需和关注的工伤、生病、养老等问题；为离土农民推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城镇社会保险，涵盖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五个方面，起到了为离土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保障权“托底”的作用，在为郊区离土农民提供保障的同时，也提升了他们非农就业的竞争力；为所有在上海的少年儿童提供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使儿童的整个家庭因此受惠。上海“十一五”目标十分明确：到2010年本市市民各类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98%左右。

　　上海的自然人口增长率早几年就已是负数，这也是一定时期内大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外来人口的机械增长，并适时纳入统一的社保体系，为缓解当地的老龄化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广州等地和其他城市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类似的轨迹。

　　第二，也是与建立合理的社保体系紧密相关的政策转型，就是通过大力推进迁徙和择业自由，实现农村、农业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现有2亿待转移人口的顺利转移，除了为延缓城市的老龄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还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劳动力素质，大大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第三，充分利用现有抚养负担轻、城市教育资源富足、教育水平高的特点，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同时可以实现城市教育全面反哺乡村，切实保障跨地区、跨省市儿童在城市的平等受教育权和高考权利，这可以使中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迅速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使人力资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基础和国家竞争力的最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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