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转轨期间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财政主导型经济转变成一个金融主导型的经济，这包括两个任务：其一，建立健全独立于财政体系的市场取向的金融运行体系；其二，形成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取向，成为一个真正自负盈亏的、自担风险的金融机构。前者是宏观金融再造的任务，后者微观层面金融企业再造的任务

　　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阶段，过渡期中的衔接非常重要。对政府来说，把握好这个过程和方向非常关键，一定要明白是由计划经济为主逐渐演变为市场经济为主，操作中要把握好过渡的契机，设计前后一致、相互协调的过渡方案

　　中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是间接融资，所有的风险集中于银行，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银行就可能被坏账拖垮。要避免这种风险，最重要就是要发展资本市场，使之和银行匹配

　　□记者 宁南

　　“在全世界转轨国家中，中国、越南等基本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中的金融体制改革，做任何的回顾与展望，都可以是说一个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昨天我们怎么过来的，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明天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挑战和问题。”

　　这是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曹远征新闻,曹远征说吧)近日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的开场白。这位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后培养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既有早年青海省基层历练的经历，又有处在改革决策中枢国家体改委14年丰富政策研究的经验，担任过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更兼有一连串的头衔：越南、蒙古、捷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转轨国家的改革顾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

　　1998年体改委变成体改办后，曹远征以官方名义“下岗”，被派去参与组建中银国际，从政策设计者变为金融业改革的一线操作者，使他对中国改革、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有了更为准确、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2002年，曹远征辞去中银国际执行副总裁职务，只保留中银国际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身份，全心投入于他毕生奋斗的事业——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研究。

　　近日，这位具有丰富官产学背景的经济学家，向《商务周刊》讲述了20年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传奇故事。

　　《商务周刊》：和总体改革一样，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选择的也是渐进式的，这种选择是不是带有很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曹远征：任何政策选择可能都无法脱离历史条件和现实。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废除所有东西建立市场经济，就是所谓“一步跨过一个壕沟”；另一种是中国的做法——渐进疗法，“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渐进地走，尽管不能一步达到最终目标，但是可以通过改善不断地逼近这个目标。

　　渐进疗法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会不断地走下去？因为改革是一步步来，所以可能中途停止，甚至可能倒退。当年俄罗斯改革最大的一个顾虑是，认为无法想象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壕沟，他们担心在半空栽下来，掉到沟里去。但从中国来看，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至少还在空中跨越这个壕沟。

　　不管渐进和激进，转轨期间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无外乎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财政主导型经济转变成一个金融主导型的经济。这就有两个任务：其一，建立健全独立于财政体系的市场取向的金融运行体系；其二，形成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取向，成为一个真正自负盈亏的、自担风险的金融机构。前者是宏观金融再造的任务，后者是微观层面金融企业再造的任务。

　　中国基本采取的是上述任务分步完成的渐进方式，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进行。这个进行有两个层面的意味：首先时间过程是逐渐进行的，其次改革要做分层考虑。

　　任何改革必须清楚中心任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建国后，中国以国家工业化为导向形成一大批国有企业，它们是工业化的中坚力量，但同时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等问题造成效率低下、竞争力弱化。因此，改革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改革国有企业，主要是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要改革好，就要缔造一个为改革进行重置和配套服务的外部环境，其中金融是作为改革的外部环境来考虑的，于是就形成一个错位。从1978年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留利，到后来承包经营，一直到19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工业部门的改革主要在微观层次上展开。与此同时，与搞活国有企业相配套相适应的宏观金融方面是提供一个外部的保障，更多的是想塑造一个独立于政府财政体系的市场金融体系，属于一个宏观层次方面的改革。

　　第一个改革重点发生在1984年，即形成“双重银行制度”。这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承担独立货币政策，对银行进行监管。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事真正金融业务的专业性银行——工农中建。这是宏观层次的一个改革。

　　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国企改革日益深化，像效率、社会保障、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等棘手的问题都得到相当大的改进，主要任务是转变为如何建立一个宏观层面上独立于财政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有经济普遍变好，特别是国有企业机制的逐渐到位，对金融机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金融体制改革一个宽松的环境——它不必再完全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了，而是它本身在进行改革了。

　　这时候就出现了国有金融机构商业化趋向的企业化改造，就是大家看到的包括去年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今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银行改革的核心就是企业化改造，就是作为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处在一个平等竞争的地位，而不再以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来提供金融资源安排。

　　这样一个错位就形成中国改革的一个特色，我们称之为中国工业部门、金融部门改革的有机配合战略，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重点中间有替换，有递进，有推进，然后形成一个滚动的发展，所以这个过程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依然还叫改革，形成一个过程的持续性。

　　《商务周刊》：但这个持续的过程好像比这里叙述的曲折艰辛得多。

　　曹远征：可以这样说。因为如果从分层的角度看，基本特点就是“双轨”，在原先计划的这个轨旁边逐渐地建立一个市场轨，由一轨变两轨，然后再发展，两轨逐渐合一。也就是说由计划这一轨变成计划和市场并列的两轨，最后被市场所吸收变成市场这一轨。这个过程从1978年到本世纪已经基本完成。比如，我原先供职的部门国家体改委1998年改为体改办，2003年这个办公室也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已经基本成型，下一步是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双轨制阶段，过渡期中的衔接非常重要。对政府来说，把握好这个过程和方向非常关键，一定要明白是由计划经济为主逐渐演变为市场经济为主，操作中要把握好过渡的契机，设计前后一致、相互协调的过渡方案。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体改委每天都在衔接各种各样的方案，使过渡变得平稳，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这个经验如果反映到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其过渡的过程是：1980年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财政主导为特征，没有金融市场；1984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不同的双重银行体系开始建立；1988年在这个双重银行体系中间开始有其他金融机构产生，信托、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发展。

　　这时候人民银行也开始具有了监管的功能。到1990年代上海深圳交易所成立，就出现了另一类特别的金融机构——证券公司。由于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的出现，就开始分业了。1993年，金融业分业经营写入国务院的文件，随后就有证监会、保监会的出现。到2003年随着银监会的出现，表明中国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已经基本奠定。这时候中国开始考虑接下来的金融机构商业化的改造。2005年交行、建行在香港上市，今年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完成过程。我们称之为“任务一”的过程，即宏观层次的改革，现代金融体系开始建立。

　　再从微观层次看金融机构的微观再造的改革过程。自2003年工业经济体制建立之后，中国就开始了金融机构本身的改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认为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过去我们认为金融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性部门，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的，现在说它是一个经营货币的企业，跟其他企业唯一的不同是它经营的不是产品而是货币，仅此而已。

　　由于它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由此就派生出三个目标：第一，它应该是公司制的，不应该再与国家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不是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而是一家有限责任的公司；第二，企业内在的运行机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造，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三，由于经营的是特殊产品，因此要进行特别监管，尤其要强化外部监管，而外部监管主要是独立于政策第三方的专业监管——银监会，它是个专业监管机构，它不是政策行政机构。

　　这三个目标措施分解下来，首先是理清国家与银行的关系。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资产负债表，分清责任。过去中国银行业发生坏账，银行本身经营的原因大概在20%左右，80%左右是由政策原因造成的。所以要进行商业化经营，必须先将坏账剥离、充实资本金。这就是汇金公司和外汇储备注资。

　　责任清楚后就要看经营的好坏。要经营好，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保证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国有企业改革多年的经验，必须实行股份制的改造，多个股东互相制约。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有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有了董事会聘请的管理层，就有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有了这个框架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就以商业化为导向开始进行经营了。现在，除农业银行外，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商务周刊》：这对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具体而言意味着什么？

　　曹远征：举例说，我现在供职的中银国际是中国银行全资拥有；我原先当过司长，现在什么身份都没有了，职位职务都要签合同，在流程中间完成了级别的取消。这是商业化改造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流程改造。根据业务的流程、需要和市场发展状况重新设定岗位、塑造业务流程和聘任。如此一来，金融机构才能作为一个商业化、以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来运行的真正的商业机构。

　　金融机构的核心是风险配置，高风险高回报，因此一定有风险的问题。所以在金融机构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与内控机制密切配合的外部监管。现在，金融界是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监并驾”，很重要的特点是按照巴塞尔协议进行资产负债比的管理，至少资本金不能低于8％。这种管理重要的意义就是银行要量力而行，不能像过去那样盲目扩展，负债增加过快，资本金快速下降。按照WTO过渡的规定，包括银监会的规定，今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必须要满足8％的资本增值率，如果不能满足，很多银行的业务就被停掉了。由于这个目标，我们看到中国的银行业都在进行改革、寻求上市。

　　通过如此一个渐进式的改革，把任务进行分层分步，初期阶段金融体制主要是配合工业部门的改革，到本世纪以后，改革的重点转入到银行自身的微观再造这个基点上。目前阶段，主要是迎接WTO过渡期后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挑战。

　　《商务周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认识这个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挑战？

　　曹远征：过去10多年，中国GDP复合增长率超过9%以上，而且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消费投资领域相应也在发生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金融的重要性不断加强，这说明什么？中国变成了全球金融业发展成长性最好的一个经济体。过去10年间，存款年增长大概18.2%，贷款年增长14.4%，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是呈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0％的民营企业的融资只有4%是来自银行借贷，因此前景很大，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潜力更为广阔。而且，中国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大概有600万个，个人金融业务的增长空间也非常可观。

　　正因为如此，银行间的竞争非常剧烈，特别是根据中国入世协议，今年年底银行业将取消所有制限制，外资可以向所有客户提供广泛的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将非常残酷。未来肯定是所有权结构趋向多元化，竞争手段多样化，成功更多取决于服务水平、技术能力，这对中国金融业挑战是非常深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首先，还是不良资产。截止到去年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10%，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4.22%，城市商业银行7.73%，这在国际标准上都是比较高的；第二，资本金不足。除农行以外，工中建资本充足率基本解决了，但其他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多数低于8%，这意味着风险较大；第三，我们现在的银行成本收入比还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主要是风险管理运作技术相对落后，制约了银行开拓高回报的业务渠道。全世界银行利润最高的是中间业务，但目前国内最好的中国银行也只占到19.5%，其他的银行都低于10%，也就是说国内银行基本还是靠存贷利差来形成各自收入的；第四，规模小而分散。尽管工农中建加上交行规模较大，但与花旗、汇丰比就小多了。12家全国性商业银行、10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和3.2万家农村信用社规模更小，中国银行业是亟待要整合的；第五，中国银行业产品创新技术的进步非常缓慢，主要还是靠规模经营，而规模扩大加大了竞争的压力，使整个行业利润下降很快，一个全能的、多样化的、提供众多服务产品、并以中间业务收入为主要增长方向的银行营利模式亟待加强；第六，亟待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中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是间接融资，所有的风险集中于银行，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银行就可能被坏账拖垮。要避免这种风险，最重要就是要发展资本市场，使之和银行匹配，然后才能说是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所有这些应该是中国金融体制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

　　目前，有消息称国家有可能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把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家监管机构协调起来，《商业银行法》也有些松动，允许提供多种金融产品服务。这些对中国下一步改革非常重要。比如，分业还是混业，最重要取决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这不是行政能力，而是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使用。所以说，未来的改革，微观层次上要改进银行的竞价能力，宏观层次上要改善监管能力，从而使中国的金融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