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已决意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纳入一个结构更复杂而和谐，价值更多元而稳定，目标更丰富而完善的轨道中———中国，决不做跛脚的经济巨人。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举行前夕，国内外舆论多有预测和期待，认为这次会议的时机极为关键。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时期，执政党必须拿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解析许多新矛盾，突破许多新阻碍，解决许多新问题。否则，不仅发展变数重重，甚至既往的成果也有失守的危险。

　　党中央确已意识到这一时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提交答卷时不仅充满信心，而且展现出不俗的现实观察力和制度创新力。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对发展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看待这一宏大课题时，视野更开阔，心态更平实，彻底超越了唯经济指标论的片面性和浅层次。因此有了全面布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

　　应当说，中共中央对于和谐社会的设想和重视，在更早的十六届四中全会(2004年9月)甚至三中全会(2003年10月)就已有体现。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实际就是强调经济领域的各部门、各层次，在追求增长时务必保持协调均衡。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执政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其后，中央和政府特别是高层，高调表态改革成果必须有更多民众分享；关于绿色GDP、中国基尼系数及风险、公民幸福感和痛苦指数等问题不仅在媒体上广泛讨论，还日益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内容。这些都反映出，中共中央已决意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纳入一个结构更复杂而和谐，价值更多元而稳定，目标更丰富而完善的轨道中———中国，决不做跛脚的经济巨人。

　　然而摆脱旧有模式和惯性思维却绝非易事。或者嘴上说“重视了”“和谐了”，实际仍把马刺磨得滚烫，恨不得甩下所有“包袱”顺着“数字”一条道儿跑到黑的仍大有人在———并不管那包袱里，究竟是老百姓水深火热的艰难家计，还是遗祸千年的环境污染和土地问题。这样以国家人民利益染自己红顶子、饱自己钱袋子的“一方执政者”，“速度”越快我们的“发展”越危险，如何不惹得民怨沸腾？执政党又如何能再让他们居于权位？

　　六中全会之前，内蒙古、河南先后有高官在“高歌猛进”中受到以往没有的严肃处理，不正昭示中共中央在保证“中国速度”的“质量”上，有着怎样的坚定决心。而几地百姓得知消息后的热烈反应，不也正体现了人民对和谐的期待和要求吗？

　　坦率地说，中国在极贫极弱的基础之上谋取发展，毫无疑问会首先把目光放在经济增长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饱受意识形态创伤的老百姓强烈要求吃得饱、过得好，执政党没有道理不回应人民的需求。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可能、不应该放松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但是，经济增长无法取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全部内容，这无论从社会实践还是学术理论上，都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以GDP提升一言以蔽之。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地区以GDP指标、政府投资、权力+资本为拉动力的“增长”，不仅没有实现全社会和谐发展，反过头来还虚化和破坏了发展的其他内涵。除了饱受公众批评的“医疗教育质次价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权力腐败暴政侵权”等问题以外，我国在文化、道德、民主等领域出现的许多矮化、退化现象，实际也与当下所谓“发展”的单一性和物质性有很大关系。

　　由此而见，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拨乱局而正清源，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国速度”揭开新的篇章，确有其必要性和深远意义。毕竟，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未曾解决过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必须寻求以民为本、和谐安定的途径。只有能够清醒地如此认识，如此担当，才不负“执政党”的历史命运。

　　本报评论员刘采萍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