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菲尔普斯获得。对于喜欢为各种干预正言的人来说，本次诺奖归属或许是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不管哪一种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需要干预”总是这些学说的重要标签。但是，新凯恩斯主义与原来的凯恩斯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新诺奖的归属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并不是意图提供过度干预经济的理由。

　　新旧凯恩斯主义的区别必须从这一理论跌宕起伏的命运说起。曾几何时，凯恩斯主义理论跌入谷底。“如果一个人被看作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卢卡斯1978年这段尖刻的话，并不全是门派之见。理论基础的薄弱和实践结果的挑战确实使凯恩斯主义遇到空前的挑战。

　　跌入谷底的理论的复兴，源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构建及其对立理论在实践中也遭受失败，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凯恩斯主义便已开始了复兴，各种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被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重新找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凯恩斯主义的影子再次出现，而此次诺奖的归属更为复兴标上一个完美的注脚。

　　应该说新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是一次“高明的复兴”，高明之处表现在其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要理论成果的吸收。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假设总是不好被随意辩驳，“理性”一词实在是件重要的“修辞学”武器，正如巴罗所说，理性预期使“对手被逼到了防御性的位置上：要么自己非理性，要么把研究的对象说成非理性。这两个位置对经济学家来说都不怎么惬意”。 基于此，新凯恩斯主义不得不在这种“惬意的位置”上，重新寻找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而总的说来，他们找到了，在一系列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模型之后，理性预期已经可以与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行不悖。

　　对理性预期的吸收和微观基础的重视，正是新旧凯恩斯主义的重大区别。在前者，价格、工资刚（粘）性等干预经济的理由是需要论证的一个逻辑过程，而在后者，这些理由却是不需要论证的假设前提，前者相对后者显然是一个干预必要性的“弱化结论”。在新凯恩斯主义中，竞争的不充分与信息的不对称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石。新凯恩斯主义需要借助这些情况的存在，才能论证即使在微观经济个体理性预期的前提下，经济运行也存在价格、工资刚（粘）性与市场自发调整的失灵，并最终使得经济需要干预。从这一点看，在干预的必要性上，新旧凯恩斯主义之间有着重大的调整。

　　调整这种干预的必要性，使新凯恩斯主义难以等同频繁干预经济的主张。因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逻辑过程反过来说则是，如果一个领域竞争充分、信息对称，市场机制相对完善，那么干预就应该取消或者是少一些。而更进一步，假如竞争的不充分与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为造成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一种“虚假失灵”或“人为失灵”，那么，该做的事情便是改变那些人为垄断和信息的闭塞，重新营造微观经济个体合理的决策环境，这时改变的目的反而是为了使市场配置机制发挥作用，最终消解干预的必要性。

　　就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正确把握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尤为重要的。由于各个行业改革的进程有快有慢，在很多所谓市场失灵中，“人为失灵”所占比例可能很高，这便要求我们在重视运用宏观调控调节经济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微观市场基础的合理构建。干预总是没办法的，长期地看，为宏观调控战略性退出营造条件比调控本身更加重要。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