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驻北京办事处

    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

    国企分红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源于居高不下的投资,中国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超过了40%。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突出之处在于,企业乃至政府(程度稍轻)的存款也很高。根据全国性统计资料显示,企业存款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还要多(税后),这个比例已超过家庭储蓄,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而且,企业投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外部(主要是银行),有超过一半来自企业留存。

    鉴于投资资金有如此大的部分来自企业留存和政府转移支付,那么,货币政策在抑制投资方面的作用可能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有效。

    其次,内部资金在投资资金来源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投资具有很大的周期性。情况好的时候,大量利润被投向新项目,从而激发更多的经济活动,而情况不好的时候,投资和经济活动就会因利润收缩而被抑制。

    其三,利润留存对投资的重要性意味着融资活动缺乏外部审查,因为在项目融资上做决定的是企业管理层,而不是金融机构。

    这种情况可能会损害投资的有效性。投资热潮的持续势必引发对效率的担忧,从这个角度而言,较温和的投资应更有利。

    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将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有利于解决宏观经济方面的担忧。首先,这将有助于利用企业现金流进行的投资项目提高效率。其次,它有利于改善公共资源的总体配置。

    英国《金融时报》容凯尔:

    断言东亚经济复苏为时尚早

    亚洲开发银行(ADB)估计,发展中的东亚其它地区2000年到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9%,低于1990年至1996年间的7.4%。而印尼、泰国这些前“小虎”经济体———甚至连这个速度都无法达到。当然,就在那次危机前出现的疾速增长是源于经济过热。但按照除欧元区以外其它任何地方的标准衡量,东亚地区近来的表现仍显乏力。相关的问题不是该地区增长如何恢复到先前的水平,而是它为什么没有比现在好得多。

    主要的原因是：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投资不足的情况。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政府从金融危机中总结出了错误的教训。要么生死听天由命,要么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左右,这种痛苦的记忆,使得各国政府不顾一切地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其结果是采取了规避风险的政策和正统的财政措施,甚至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鼓吹的还要严格。

    随着金融危机的记忆渐渐淡去,不仅市场改革的步伐放缓；而且在许多国家,旨在提高公共部门治理和效率的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在此之前,各经济体将始终无法发挥出它们的潜力。

    对于又一次与1997年类似的危机而言,持续的惯性并非对策。相反,它相当于丧失一次机会。东亚的复苏得益于一个好得非同寻常的国际背景。世界经济已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这要感谢美国的扩张政策,以及充沛的全球流动性。在寻求艰难的改革时,这是近乎理想的条件。然而,这一时机并未被完全抓住。

    巴曙松：

    “投行创造价值”时代来临

    随着股权分置的解决,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由非流通股变成了流通股,股票二级市场价值取代净资产,成为控股股东判断自身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股权分置条件下,非流通股股东控股的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之间利益不一致,那么非流通股股东就存在一个动机,把利润通过种种渠道转移出去,形成漏出效应。但在全流通条件下,反而会出现大股东往上市公司里注入利益的新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因为大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了,效益改善了,股价上升了,它的市值就提高了,就是他的财富提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在原来股权分置条件下,投资叫做“研究创造价值”,国有资产部门要进行决定投资哪些上市公司,去研究行业发展情况很重要,但股权分置解决后的一段时间,会变成“投行创造价值”,什么叫投行？并购、整合,资产重组,这样的活动会非常活跃,它会提高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会创造价值。当然,这也给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购整合里边对监管的要求更高了。其中就涉及对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问题,注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