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张明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窘况是，一方面企业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居不下，另一方面公益性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投资却增长乏力。生产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犹如中国经济这个巨人的两条腿，而目前却面临着一长一短的尴尬。

　　据瑞银的经济学家安德森估算，在过去20年里，中国国内总投资平均为GDP的35％，去年，这一比率达到创纪录的42％。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居民储蓄平均为GDP的16％，政府储蓄平均为GDP的2％，这两者只能为52％的国内总投资融资，剩下的投资则是通过企业的留存盈利（企业储蓄）来融资的。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企业储蓄竟高达GDP的25％！换句话说，企业储蓄已经成为中国国民储蓄的最大来源。

　　企业储蓄其实就是企业未分配的税收利润（留存盈利），而企业未分配利润的用途是企业的再投资。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存在对国有企业或明或暗的优惠，因此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在银行间接融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一旦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紧缩信贷时，私营企业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在这一意义上，宏观调控客观上发挥了帮助国有企业肃清竞争对手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发展，私营企业往往把自己的税后利润保留下来，或者直接作为企业的再投资，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在私营企业之间调剂余缺。必须指出，私营企业的这种行为，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中是非常理性的，无可厚非。

　　但是问题在于，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银行信贷的国有企业，同样存在留存收益过高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并非经济上的，而是体制上的。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名义上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但是全体人民并不能享受到国有企业带来的好处。就目前而言，无论是国资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很少能够收取国有企业发放的红利。唯一的例外是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垄断性国有企业，倒是每年向投资者发放为数不菲的股利。但是，能够享受到这一股利的人，只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因此，“国有企业上市是让外国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是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极端说法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瑞银的估计，在1997年到200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翻了一番，接近8％的水平。由于在这一期间中国工业企业的销售额不断上升，中国国有企业在此期间积累的留存盈利是惊人的。由于国有企业不需要支付红利，它们大可以将这些税后利润用于再投资。由于钱在自己手中，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屡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却未能发挥预期效力。

　　要打破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有企业向股东派发红利。一方面，国有企业派发红利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的留存盈利，扩大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来源内的份额，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从而遏制目前固定资产投资高居不下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政府将直接获得巨额的预算资金，从而可以显著扩大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国有企业派发红利，有利于维持生产性投资和公益型投资的平衡，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毋庸置疑，要求国有企业派发红利，这涉及到利益集团之间的存量利益调整，必然会面临来自国有企业的强烈抵制。但是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已经空间不多，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让中国经济安然渡过改革的深水区，这有赖于政府的大勇气和大智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