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很多市场经济的国家一样，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但却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因此，政府把收入分配问题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层面上加以考虑。

　　重点是贫困人群

　　解决收入分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不但在我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收入分配都在快速恶化。特别是在当前科技与生产力的快速变化下，财富的积累是十分迅速的。相应地，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

　　要缓解贫困差距问题，我们不能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时代。那种所谓的收入分配均等，是以人为的压制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为代价的。要缓解收入差距问题，也不能面面俱到，全面出击。要根据我们的财力与资源，抓住主要矛盾，先解决那些紧迫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当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贫困人群身上。

　　很多人可能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这是一种错觉。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国目前对贫困人群的界定是每年的人均收入低于680多元的人群。这一标准是二十多年前定的。中间无非是加了一些价格调整而已。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贫困标准或与国际标准一样，或略高于国际标准。而国际上对低收入国家贫困界定为一天一美元的支出。按这一标准，中国现在还有一亿两千万到一亿三千万的贫困人口。中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标准，即一天两美元的支出来衡量，那么中国如今大约还有五亿贫困人口。因此，中国的反贫困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减支出与增收同样重要

　　要解决贫困人群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影响人们贫富差距的不止是收入分布，还有支出分布和财富分布。我们要从各个角度来看待分配不公平现象。在我国，这三种分配之中财富分布差距最大，收入分布次之，相对比较小的是支出差距。一个人可能很有钱，但他的支出不一定很多；相反，一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多财产，但他还是要支付日常的开支。因此，就研究分配来说，很多学者认为应该从保证贫困人群的稳定支出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对于贫困人群来说，减少他们的支出是与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样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减少贫困人群的支出比增加他们的收入更紧迫，更直接，更重要。而对政府来说，补助贫困人群，像发放低保固然重要，但是，仅有低保还不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比如有些家庭成员突然病了，上高中、大学等等，低保根本不足以支付。

　　从减少贫困家庭的支出角度出发，政府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更强。而从整个社会来讲，减少支出的成本更低，而且能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

　　那么，如何减少贫困人群的支出呢？从教育方面来看，从明年起，农村的基础教育已基本实行免费教育。应该同时执行对城市贫困人群的子女的免费基础教育。还可以考虑在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上，对贫困人群减免学费。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应考虑对贫困家庭提供免费医疗。国际上包括比我们穷的多的国家，如越南、印尼等，都对贫困家庭发放免费医疗卡。另外，在住房、水、电、气、供热、公共交通方面，最佳的解决办法是让贫困人群少付费。也就是说，通过减少贫困人群支出来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减少支出的角度出发，还有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学校可以挖掘潜力，或是找校友资助，对贫困生减免学费，还可以提供一些生活费。医院也可以拿出一部分经费来，鼓励医生加班义诊，为贫困人群服务。在为贫困人群服务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企业与群众的自愿参与，扩大资源投入，减少贫困人群的支出。而这些都是从收入的角度考虑问题，仅靠建立低保体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能动员出来资源。

　　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审视当前的政策，我们会发现很多以贫困人群承受不了的名义制定的公共产品低价政策，实际上没让穷人占到多少好处，反而使富人搭了便车。比如社会上诟病较多的扩招后的大学学费问题。实际上，尽管交了5000元一年的学费，国家与学校对每个大学生每年还要补贴7000多元。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5000元一年的学费是个大数目，即使是减到扩招前的3000元一年，他们也付不起。但是这5000元对很多富人来说，是完全可以付得起的。然而，我们对所有学生都一刀切式的收一样的学费，给一样的7000元补助。这样，就会使贫困学生上大学难，而富裕家庭在受非义务教育时享受补助。再以油价为例，当前我国的油价为香港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二分之一。不能提油价的原因是怕增加了群众的负担。然而，有几个贫困家庭是用汽油的？低油价政策受益更多的是富人。如果真的要帮助穷人，就要采取别的方式，如补贴公共的交通、补贴出租司机。同样地，电价、水价、取暖费、学费、油费等等都应该采取这种政策，即补助穷人，不要补助全社会。

　　这种低价政策，富人看似占了便宜，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也是吃亏的。因为对富人来说，他们需要更好的服务，而这种向穷人看齐的政策使得全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富人得不到优质服务，他们的生活环境与水平也就得不到提高。因此，要走出这种低价政策，穷人与富人才能都受益，我们的社会服务才能走向良性循环。

　　应该看到，从减少支出的角度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首先一个是福利陷阱，即变成福利社会，懒人社会。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很多人躺在福利上过活。其次是边缘人问题，由于贫困界限的划定，使得略高于贫困线的人群往往生活得还没有贫困人群好。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很多国家已经找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因此，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就要改变思路，从补助全社会到补助穷人，加强从支出角度帮助贫困人群，发动全社会参与。同时要设立完善的机制，防止提供过度福利。

　　（作者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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