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银监会要求的各银行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8%，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大限日益临近，监管层不得不向身处困境的二线银行伸出援手。据报道，监管层已向国务院提交一份方案，由中央汇金公司出资约200亿元人民币拯救中国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数年博弈之后艰难成功。

　　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在光大银行反反复复的改组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业已展示给我们的三板斧，汇金公司利用外汇储备给准备改制的银行注资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业已走过的常规路径，如果说方案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程序有可能精简，传闻的不良资产剥离给信达公司因为获得注资可能难以实施，这显示了一线银行与二线银行在待遇上的区别，无关宏旨。关键的是，在转型的重要时刻，光大这一股份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市场化银行，显现出其国字号队伍的真实面目。

　　监管层不得不再次违背最后一次给银行免费午餐的承诺。过去几年，监管层多次作过最后一次、下不为例的表态，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刘明康新闻)曾表示，在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家财政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否则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给光大银行注资也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平(谢平新闻,谢平说吧)去年年底关于不介入“产权明确”的股份制银行的宣言成为泡影。他们不仅介入了交通银行，如今又要深度介入光大银行。股份制之后银行产权照样不明确，照样被坏账压得透不过气来，谁说股份制是一用就灵的企业大力丸？

　　给光大银行注资再次证明，政府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救济行为不会停止，由政府承担改革成本才能使银行改制发轫。既然给四大国有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贷款是政府在承担政策性损失，那么，面对同样承受政策性损失的二线银行，如果厚此而薄彼，于理有亏，也于商业逻辑不合。

　　同样，汇金公司也从金融稳定局的“窗口”公司，国务院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具性”公司，彻底转型为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一个对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负责、高效运用外汇储备的投资机构。虽然汇金副董事长汪建熙仍然坚持，汇金是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主要从事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非营利机构。

　　由这样一个性质复杂的国有机构救助光大银行，可谓合情合理，因为究其实，光大不过是披了一层股份制华丽外衣的步履蹒跚的国有企业。光大银行的主要股东都是“国有”身份，其不良资产有很大部分是因为配合当时的中国银行业改革而产生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最典型的一次“政策增负”是1999年，光大银行“应命”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后，其不良资产比率从10%急升至24%。此后，券商在熊市中的没落与中航油的巨亏也使光大雪上加霜，实行新会计准则后，光大银行通过3年连续拨备(国际银行界对呆账准备金的一种通称)逾142亿元，从2000年开始，光大银行提取的巨额拨备超过200亿元。谁能分清其中哪些是经营责任与政策责任？而发行企业债等手段雷声大雨点小，无济于事。

　　没有政府注资的撬动作用，光大银行在2001年就开始设想的上市破冰之旅迟迟破不了冰，旷日持久的等待也使其绯闻对手渣打银行另结他欢。有了政府注资，固然可以解决资本充足率，但代表财政的汇金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是稀释其他民间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还是一个公益的政策性贷款者？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吴晓灵新闻,吴晓灵说吧)近日关于“外汇储备运营不能无偿划拨，要实现保值增值”的发言，隐然封上了第二道门。光大银行的股东当初以每股1.9元投入获得1元纸面价值股份，如今每股净值负0.37元。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着接踵而来的股权被汇金以及新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稀释的挑战。

　　曾经，我们以为股份制是万灵仙丹，时间证明了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把上市当作包治百病的万灵仙丹。就像光大银行的管理者说的，“只要上市了，一切都好了”。真的如此吗？我们只能乞求中国溢价永远受到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垂青。

　　(作者系资深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