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里德曼，宝刀未老，最近向香港特首曾荫权斩了一刀，用刀背吧。功力非凡，只轻轻一刀舆论就吵起来了。要求我这个后一代的老人家表达意见的四方君子甚众。

　　事缘曾特首前些时说香港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读者把“积极不干预”与“自由经济”划上等号。二者何解我老是搞不清楚。既然不知所指，说二者相等我无从反对，也无从赞同。

　　大家都知道，天下间没有毫无约束的自由，而所谓约束，经济学称局限条件。在多人的社会中，有竞争，无可避免地要加上去的局限就是产权制度了。佛老当然知道自由不可以没有局限。他说的是选择自由，是指在私产权利的界定下，市价与财富是局限，而在这些局限下自由选择，大致上是他支持的制度。

　　问题是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局限约束，而在这些约束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是另一种自由，说没有自由选择是说不通的。一九八三年我用英语写了一篇文章，该文指出，共产制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局限有别，自由的性质跟着不同，可惜这局限不利生产，人民生活下降，所以给人的感受是不自由了。记得当年完稿后，大声拍掌的人不少。该文辩证逻辑不简单，读者要找原文细读才能欣赏老夫当年之功力也。

　　至于“积极不干预”一词，也头痛，不知英语何物，可能是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学者们，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老是喜欢把模糊不清的术语玩弄于指掌之间，自欺欺人，行外不懂的以为高深莫测，其实自己也不懂的「学者」也是感到飘飘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从来不玩那一套。

　　佛老和我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政府的存在不可能对社会经济毫无贡献。然而，无论政府做什么，严格来说，都算是干预市场。原则上，市场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项，由市场处理交易或社会费用过高，政府从事可以节省这些费用。原则上，政府的成因与公司或企业的成因没有什么不同。问题是，一家公司之内的成员的权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及到庞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权利界定更不容易清楚了。混水摸鱼于是司空见惯。把政府作为公司看，经济学行内似乎只有高斯和我两个人。这样看，高斯和我对政府操作的接受，可能比佛老略多一点。

　　原则是一致的。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公司代替市场，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如果二者皆基于私产为局限，私营公司的出现是私产拥有者的选择结果，要是公司可以节省的交易费用不比市场优胜，他们不会参与公司，就是参与了也可以退出。原则上，政府的成因类同，而美国有好些城市是由私产的拥有者自愿参与组合。这也是佛老所说的自由选择了。

　　问题是当政府扩大时，国与国之间（可说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各有各的国界与市民国籍。这样一来，自由选择参与或不参与变得不容易。没有国籍选择的自由，加上庞大的国家公司的市民权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一定是为了节省交易或社会费用那么简单，而是在压力团体混水摸鱼的影响下，这干预入肉伤身，纳税人叫起救命来。（本文未完，待续）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