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 只拍忠于自我的电影

　　如果我哪天拍了商业片了，不是因为才思枯竭，就是没米下锅了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有人认为第六代导演是被耽搁的一代，他们中有近一半人出道之初即被严格的审查制度封杀，电影拍完不能上映是屡见不鲜的事。“地下电影”这个词汇似乎是专为他们派生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第六代导演的宿命。

　　但身处第六代导演中的张杨却是个例外。他的电影一直以来都兼顾了艺术与商业的双重元素。他在1999年拍摄的影片《洗澡》，在世界上发行了50多个国家，这对当时的中国电影来说可以称得上史无前例。

　　被称为“中戏三剑客”之一的张杨对电影的理解是这样的：“电影的力量来自于对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所以我拍的影片是努力表现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的。”正在云南拍摄的电影《落叶归根》，就是根据去年在南方某报上的关于“一个民工把同伴尸体背回家乡”的报道改编而成。“背尸”本来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主题，可这部电影不但选在了贺岁档上映，还云集了赵本山、宋丹丹、郭德纲等笑星，这些名字加在一起，得到的答案就是：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的电影。

　　在与父亲的对抗中成长

　　张杨的父亲张华勋，1980年代曾导演了风靡一时的电影《神秘的大佛》和《武林志》。张杨是家里惟一的孩子，幼时顽皮，为此挨过不少打。这种境况让张杨从小就和父亲处于对抗状态，但尽管经常跟父亲吵，甚至嘲笑父亲的言行举止，私下张杨他却会偷偷跑去翻父亲的剧本。

　　14岁，因一次张杨不愿重写作文，父亲又教训起他。张杨拉开门跑到街上，父亲紧随着追出来。两人隔街相望，父亲竟然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深的仇恨，非常震惊。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打过他，并因小时候打他的事，给儿子多次道歉，但这并未让两人的关系融洽起来。这个时候的张杨，完全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甚至不愿说话。“老觉得在家里呆着特别郁闷，想跑出去，越远越好。”

　　考大学时，张杨选择了中山大学，只因那里远离北京，“因为离家时间长的关系，反倒有了亲近感，但假期如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就又绷不住了，开始吵，吵到最后我又跑掉了。”电影《向日葵》中父子之间的“人生对抗”，差不多就是张杨本人经历的翻版。

　　大二暑假，张杨参与编导并担任男一号的实验剧《行星启示》在北京公演，他的才华被中戏一位老师所赏识，那人向他发出了转学的邀请。对此事，父亲有过反对，他不愿让儿子跟自己走同一条路，因为“电影之路实在是太艰辛了”。但他最后还是妥协了，甚至亲自跑到广州帮儿子办理转学和户口等种种琐事。

　　毕业后，张杨给父亲做副导演，时常提出一些建议，却很少被采纳，这让他很伤心，他决定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拍处女作《爱情麻辣烫》时，他并未告知父母。影片上映时，才请父亲来看。父亲很伤心，看完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看着父亲的背影，张杨说：“那一刻，我觉得父母老了，我们需要沟通了。”

　　“有一次我回家，我爸去帮我遛狗了。他留给我一封信，说我们不能沟通、不能相互理解，他觉得非常矛盾，心情很不舒畅。这封信对我触动很大，人和人之间，即使是最亲的人，想真正做到面对面地谈心、交心，其实很难。”

　　他没给父亲回信，但却一直把这封信揣在包里。拍《向日葵》中“读信”那场戏时，演员的情绪跟不上来，张杨就拿出这封信，当着在场所有演职人员念了一遍。“一念，我自己就哭了，周围的演员、工作人员也哭了。”

　　我希望我的电影能

　　注入很强的个人色彩

　　人物周刊：你拍的电影里都有些黑色幽默在里面，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张杨：我比较实在，说不上有多幽默。但是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面应该有幽默的东西。像《洗澡》那部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幽默的东西，只是我们可能更多地用写实主义的概念去拍那个电影。幽默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味剂。可能《落叶归根》这个电影我们就会把幽默的概念发挥出来。

　　人物周刊：首先从找演员上开始入手？

　　张杨：对，其实这个电影从一开始就是给赵本山写的。我觉得中国演员里，只有他真正像一个农民的样子，非常本质，同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特适合“千里背尸”。影片里这个人应该是挺乐观的，挺幽默的，挺有趣的，而不是木讷的，愚昧的。

　　当时看到这个报道时我觉得挺感动的，而且有意思，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题材。好电影其实不需要复杂的东西，需要的是特别单纯的人物、单纯的故事。

　　人物周刊：从《爱情麻辣烫》、《洗澡》到《落叶归根》，你此前的导演生涯是由这五部电影组成的，这个频率是不是有点低？

　　张杨：相对慢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因为我都是自己写剧本。每一个电影的剧本创作过程都是比较长的，因为每一次都要重新构思，要去深入生活。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会觉得特别慢。

　　我不是特别愿意拍一个从开始就不是我参与创作的东西，这样让我觉得这个电影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注入我很强的个人色彩。

　　写剧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思考一些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跟生活的过程其实是并在一起的。

　　人物周刊：在中国电影如此萧条的情况下，你拍的片子有没有被市场冷落过？

　　张杨：比如《昨天》和《向日葵》，就不如前两部的票房成绩好。《向日葵》主要是发行上的问题，本来是能够做好的一个片子，因为后来换了一家类似国营的公司做发行宣传，做得让你觉得完全使不上劲。这个电影在海外发行得还不错。

　　《昨天》则跟这个题材有关，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题材。

　　人物周刊：赚钱对你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张杨：对我来说确实不重要。但从电影的工业本质来说，必须要通过电影收回投资，所以我也一定会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但这不是我从一开始要考虑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是否会接拍纯粹的商业片？

　　张杨：要真想赚钱，我会去拍广告什么的。我拍电影，一定要表达自我、忠于自我。如果我哪天拍了商业片了，不是因为才思枯竭，就是没米下锅了。

　　人物周刊：《落叶归根》出来之后，能在电影院里赢得像《疯狂的石头》那么多的笑声吗？

　　张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它是一个让观众会哭会笑的电影。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影需要去承载什么社会意义吗？

　　张杨：我觉得需要。

　　人物周刊：如果从1990年到现在，让你选一部中国电影带着它到一个荒岛上去的话，你会选哪部电影呢？

　　张杨：中国电影基本上没有。中国电影能让我反复看很多遍的特别少。

　　电影归结到最后都是个人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许多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国际上得奖频繁，其电影美学却在国内饱受批评”，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杨：我觉得挺正常的。这和东西方对电影的审美观念不同有关。比如张艺谋近几年的两部电影，在国内受到激烈的批评，在美国却是《时代周刊》排名第一的作品。难道是美国人弱智？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文化差异。

　　作为导演，不必太在乎这些，只要拍自己喜欢的或者想要拍的东西就可以了。

　　人物周刊：近两年来，年轻一代的导演，很多都在怀旧，感觉像一种风潮。

　　张杨：也说不上，我觉得跟这一代导演的成熟有关系，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开始比较成熟，一定会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这一定会变成他某一个阶段的创作的非常重点的东西。国际上所谓的电影大师，其实都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家庭，写很多自己过去的生活，通过自己的生活去表达对社会的某种看法。

　　人物周刊：你们所谓的第六代电影人和第五代、第四代有什么不同？你的电影特质是什么？

　　张杨：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一直以关注现实、关注自我的角度去拍电影。无论是哪个年代，电影归结到最后都是个人的。

　　人物周刊：你在十年前拍的片子和十年之后拍的片子会是相同的气质吗？

　　张杨：其实骨子里的东西都会一样的，因为都是你这个人拍的。只是有一些手法上的相对变化，有些成熟了、不成熟了的概念，但是骨子里的东西都是你的，因为你逃不掉你这个人的局限性，和你的世界观。这个东西注定了它就是你要做的电影。

　　人物周刊：你有什么样的野心？

　　张杨：希望起码有四五部电影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当别人提到他的时候，会说他拍了那么些电影，那些电影对很多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回看自己的电影时，对当年的表现满意吗？

　　张杨：我觉得还是满意的。其实你会在那些片子里看到很多很多不足，而且这些不足是你拍完那部电影后就知道的。现在看到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以那时候的条件、那时候的经验而言，拍得还是挺好的。

　　人物周刊：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张杨 ：对我来说主要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比较适合我。我以前是学戏剧的，将来有机会我也会通过戏剧来表达。电影不是绝对的，不是说离开了电影就不能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