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镜听 我为死囚写遗书
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推上这条不归路呢?我想斗胆问一问世人: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就是那么无辜?是不是随着一声枪响,随着死囚身份的结束,所有的责任都让死囚带走了?——欢镜听
■本刊记者 马金瑜 发自北京
“哎,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
2005年夏天的一天,在四川省江津市的一个机关家属院,收破烂的人对坐在墙角看书的一个年轻女人说。
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 冒皮皮是江津本地方言,意为撒谎、说大话,等等。
眼前这个收破烂的人和他的很多同行一样,背着竹背篓,手拿电喇叭,整天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里乱窜,边走边喊:收书本报纸——年轻女人不可能想到,她面前的人正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
欢镜听为130多位死囚写遗书,出了书,但这个江津市文化馆的干部,江津市小有名气的作家,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2005年,有一个月,他曾利用业余时间,当了一个“兼职拾荒者”。
第一封死囚遗书
1996年10月,欢镜听因4万元账目问题入狱,在服刑期间,因为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即便如此,第一次为死囚写遗书,依然让欢镜听“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颤栗”,他还从来没接触过死囚,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才会有这个下场”,内心非常不愿意。
执行第一个任务,欢镜听在死牢门口站了几分钟都不敢进去,那是1996年的冬天,重庆是个山城,晚上雾气很重,他还记得,从大门外看进去,“雾气从铁窗里渗出来,觉得自己浑身发抖,背上冒冷汗”。
因此,当欢镜听盘腿坐在死囚对面,将一床铺盖放到中间,再把稿纸摊开在铺盖上时,他的全身肌肉还是绷得紧紧的,手也在微微颤抖,钢笔尖接连划破了好几张稿纸。
死囚艾强反倒笑起来,似乎明天要去参加工作一样,说:“明天上路的是我,你害怕啥子?”
欢镜听笑得很尴尬,为了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花两块钱买了一包软盒的“山城”香烟,递给艾强。
艾强马上站起来就要给欢镜听磕头,被旁边看管他的犯人按倒了。
——1996年7月3日,不到20岁的艾强晚上外出散步时,因为身上只有5元钱,被一位误以为他是有钱老板而纠缠上来的“夜莺”辱骂:“我早先以为你是一个大老板,没想到是一条干滚龙(无赖)。”就在这天,艾强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抢劫杀人。
欢镜听后来才得知,死囚中有一种非常迷信的说法:倘若某死囚在送上刑场前,有人无意中送了一包香烟给他,那么,他将很快地投胎转世;而且,香烟越高档,投胎的人家也就越殷实。
经艾强口述,欢镜听为他写下遗书: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然而,就是您这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却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再有十多个小时,妈妈,亲爱的妈妈,我的生命就将终结了,我可以想象您痛苦的情形。但是,妈妈,我希望您尽快忘掉悲哀,尽快忘掉您这个无知的儿子。因为无知,我闯了大祸;因为无知,我失去了阳光明媚的世界。我希望来世,能够重新做您的儿子。妈妈,亲爱的妈妈,永别了。
不孝儿:艾强绝笔。”
龙四的担担面
当欢镜听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颤栗因司空见惯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他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着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但一个名叫龙四的死囚却再一次震撼了他的内心,“没有龙四给我说的重庆担担面的故事,就没有这本书。”
1986年,重庆的冬天,对走出牢门的龙四来说,多雾、潮湿,而且还寒风嗖嗖地阴冷。龙四裹着一件污迹斑斑的军大衣,饿得甚至想跟联防队员打一架,因为只要关进班房就有“政府饭”吃了,就能把肚子哄住了。
龙四先是走到一家饭店门口,想讨一碗热汤喝,刚将前脚踩到门槛上,几位帮工立刻堵到他面前,挥着手臂,不客气地喝斥道:“滚滚滚……”
一个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正蹲在街边,然而,几乎就在龙四的眼光扑到那些面条上的同时,那位中年妇女立即觉察到了。龙四没走上三步,她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挑起担子一阵风似的跑了。
龙四又想借火抽根烟。一位中年男人愣了一下,鄙夷地“恨”了他一眼,想绕开走,龙四立刻挡到他面前。
龙四恶狠狠地说:“借个火,听到没有?”
对方赶紧取下嘴上的香烟扔给他,急匆匆地跑了。
最后让龙四感动得流泪的还是那位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小贩挑着担子走到龙四面前,说道:“兄弟,我看你是落难中人。来,我招待你吃碗面条。”
“我一共吃了她4碗面条,”在狱中,龙四眼里含着泪花对欢镜听说,“我蹲在街边的石坎上,我一边眼泪水一股一股地流,一边大口大口地吃她的面。我真的是饿惨了……”
过失杀人一般判不了死刑,但龙四后来杀了警察。说话时龙四一直在悄悄地流泪,“他似乎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悔恨,他的眼睛和神情,是迷茫!他很困惑!这个人是我们身边那种心怀感恩的人,他说每个月都去寺庙上香,为什么还会走上不归路?他解不开这个问题。”
龙四让欢镜听转变了对死囚的看法——“他们不是没生命的物体,除去法律意义的身份,他们还是人!——你是人,我也是人,只要还活一天,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最后一顿饭,龙四要求吃一碗担担面。1997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欢镜听看见龙四将担担面一根一根地咬进嘴里,“在他低沉的面孔下,我听到了一个死囚的抽泣声”。
龙四的遗愿就是让欢镜听到四川省资中县的重龙寺去帮他还一个愿。欢镜听答应了他。
后来二弟骨折,欢镜听赶往资中县照顾,也为龙四完成了遗愿。“我到了那里,有宿命的感觉,好像上天安排的”。也就是那时候,欢镜听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为死囚写本书!”
在江津市的图书馆,他查阅到有关死囚的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但非常失望,他认为,很多学者作家本身就缺乏人文素养,不可能带着人道关怀,因此呈现得更多的是案例,并且先入为主,把罪犯本身就当作坏人。欢镜听说 :“我想写的是‘敬畏’——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
一直无法原谅的人
孤儿任飞和一位重庆妹子木子结婚,但一直疑心木子和别人有染,木子在长期遭遇丈夫莫名其妙的冷淡和发怒之后,提出离婚。离婚后,任飞一直要求复婚……
欢镜听写道:“1995年9月8日晚上十点钟,复婚无望的任飞恶向胆边生,他携一瓶硫酸在身上,将木子骗到重庆某学院操场上,冷不防向她的面部和身上泼去……木子姑娘的全身烧伤总面积达30%,面、颈部大面积疤痕,颈部活动严重障碍,面容严重毁损。经法医鉴定,木子损伤程度为重伤。”
为130多位死囚写了遗书之后,任飞是惟一一个让欢镜听在内心一直无法原谅的人,事情缘于任飞的遗书。
木子:
你害死了我。记住,老子变成鬼都要缠你,不但要缠你,还要缠你全家人。
你的鬼丈夫:任飞。
欢镜听是听任飞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出这些话。
开初,欢镜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连问了几遍:“任飞,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等欢镜听彻彻底底地听清楚了任飞咬牙切齿地说出的话后,“早先那一点点悲悯的心情顷刻间荡然无存,一股热血轰一声冲上我的头脑”。欢镜听反复劝他。
“不,坚决不。”任飞红着双眼,说道:“就这样写,一个字都不要改。”
欢镜听是不能更改死囚的遗书的,他只能忠实地记录下他们的临终遗言。他因气愤而颤抖着的手指写完遗书,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他听。
最后,木子的姐姐来拿遗书,看了之后一边哭一边骂:“把我的妹妹害得那样惨,你还要咒她……”欢镜听突发奇想,说:“这是死刑前一天晚上写的,但是第二天早上,任飞就后悔了,他说对不起你妹子,他说对不起。”
欢镜听话音刚落,木子姐姐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虽然嘴边还在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啥子用嘛?”但是语气已经比先前缓和了许多……欢镜听的眼泪也忍不住了。
人性的亮色
1989年,叮咚(小偷)王一在郊区的公交车上,偷了女大学生珍珍鼓鼓囊囊的钱包,等他拉开钱包时,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钱包里除了一张五角钱的钞票、一封信封都破了的信,还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布卷。展开布卷,原来是一根布带。
王一不知道这根布带有什么用处,他打开那封信,信是女大学生的父母托人写来的,信中说:“下个月,等把笼子猪儿(小猪仔)卖了,才能给你寄五十元生活费……”
王一后来在狱中对欢镜听说:“那封信把我感动了一点点。”
他不明白:一个女大学生拿这卷布带来干什么?他忽然想到,那卷布带里说不定密封着银行存折之类的东西,要不然,一根布带值得那位女大学生放到钱包里么?
他用一把小刀子,将布带从中割开,结果,什么秘密都没有。
最后,一家火锅店年近四旬的老板娘揭开了谜底,她骂道:“你是不是有病?去偷女人的月经带来干什么?”
王一问火锅店的小姐:“一包卫生巾多少钱?”
“那要看你买高档的还是低档的罗。”那位小姐说:“最便宜的只有一块多钱一包。”
“一个女人一个月要用多少包?”
“一般人一个月一到两包就足够了。”
原来,一些穷困的农村女人用月经带,里面要装柴灰,后来就夹纸。年轻女娃娃已经没有人用这种背时的东西,除非家里穷得没办法。
揣着抢来的五十元钱,王一到邮局,按照那个破旧信封上的地址,他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上写下校名,以及珍珍的班级名。在将五十元钱塞进信封之前,他又在钞票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老汉(爸)太苦了。
第二天,他又偷了100块钱,装在珍珍的钱包里,塞在珍珍的口袋里,但被公交车上的乘客捉住暴打……
即使在狱中,在王一已经成为死刑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钟头时,他还在叹息:“没想到天下还有这么穷的大学生。”他告诉欢镜听:“我还是当过一回好人的。那时候,我只有19岁,还在做叮咚(小偷)……”
他叹着气说:“不知道她(珍珍)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
不要忽略身边每一件小事
欢镜听在书中共记录了22位死囚的故事,这些贩毒、抢劫、诈骗、杀人的死囚,他们犯罪和被枪决的时间基本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欢镜听记录了死囚的遗憾、痛苦,甚至屈辱。
“假的,假的。”死囚文武漠然地说,“这个世上哪里还有什么真的东西哟?”文武善意的帮助却让别人当成了别有用心。
山木问:“大哥,你相不相信,国营的供销社明目张胆地卖棺材?”他睁着一双泪眼目不转睛地说道:“我犯了死罪,该杀。但是我不是扯谎棒,凭什么要我背着这个坏名声下地狱?”
刘原没有留下一句话,就像他的爱人香梅在深圳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勇才讲述了自己与莉莉含苞“欲”放的早恋故事,莉莉被迫堕胎。最后,即将执行死刑的勇才重重地叹口气,说道:“如果我那个娃儿不丢了,现在都好几岁了,知道喊爸爸了。”
因抢劫杀人要被枪决前,古均求欢镜听:“我的账上还有6块多钱,请你转告管教干部,麻烦他们给我爷爷寄回去。”说完,古均的泪水“哗”一下涌了出来,“唉,爷爷,今后还有谁给你寄钱啊?”
……
“很多死囚的犯罪其实都是偶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推上这条不归路呢?我想斗胆问一问世人:是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这些人就是那么无辜?是不是随着一声枪响,随着死囚身份的结束,所有的责任都让死囚带走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当欢镜听去追寻死囚犯罪的动机和心态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是因为非常不起眼的小事情,死囚龙四最后给了他两个忠告:不要忽略身边每一件小事,因为最后可能它都会变成大事;你要去做好事,一定要提前加把锁。所以现在欢镜听把饮料瓶子放在小区里的时候,总是用刀子把它割个小口子——防止别人把瓶子拿去灌上水又卖掉,万一水不干净,人喝病了……
江津市是个江边的小城市,这个小城市红绿灯的管理不像北京上海大都市那样严格,过去欢听镜是不在乎这个的,“反正有没有车我过去就算了,在我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自从有了在监狱内为死囚写遗书这段经历以后,现在,不管他走到多小一个地方,不管这个城市有多么小,站到路边,他都要前后看一下,首先看红绿灯,然后看看前后的车辆,所以有时候跟他出门的亲人说:“我发现你出来以后好像特别珍惜生命。”
欢镜听说 :“不,这不叫珍惜,叫善待,善待生命,我来一次不容易,我善待生命。” (注:文中死囚的姓名全部为化名)
欢镜听,原名温亚明,41岁,重庆江津文化馆干部。曾做过棒棒、建筑小工、机关打字员、邮票贩子、总经理和厂长等。31岁时,因侵占财产罪被判入狱。1996年10月到1998年4月,狱中的欢镜听接受了给死刑犯人写遗书的任务,倾听了130多名死囚的故事并记录下他们最后的留言。2001年出版《我为死囚写遗书》(又名《死囚档案》), 2004年,该书荣获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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