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相关政府部门提议起草一项FDI审查政策，首次把中国列为“存在威胁印度安全的敏感国家”，这是印度多元化体制和机制以及外资政策中存在的“利用与限制”之争的必然表现

　　有关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中，学者们经常津津乐道于两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比较及其差异。

　　外资比较与经济发展启示

　　相对于印度1991年外资政策调整和改革开始以后引进的外资，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在引进外资的数量、规模以及实际效果方面，均远远超过前者。2003年，中国当年引进外资总额为535.1亿美元，印度为42.7亿美元；这一年中国引进的FDI占世界FDI总量的9.6%，而印度比重则为0.76%；在全部发展中国家的FDI中，中国就占了31%，而印度则占2.5%（国际统计年鉴，2005）。今天，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400家企业在中国投资，从基础设施、电力设备、通讯技术到家用电器、医药产业等近2200多个行业和项目，都有外资投资和发展。

　　与中国相比较，可以看出，印度引进外资无论在总量、速度等方面确实还有一定差距。问题在于，对于今天的印度发展而言，究竟是否需要外资？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所谓的“两缺口模型”，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往往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这导致工业化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因此该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以弥补国内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不足。

　　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首先，长时期经济发展缓慢致使国内储蓄偏低，即使近几年收入上升，私人部门储蓄率只有22%~24%，印度公共部门储蓄则更低，上世纪90年代也只有1%~2%之间，而且近几年出现了负增长；此外，印度外汇储备实际上也相当缺乏，1991年中期，当时的外汇储备仅够印度两周的商品进口之用，导致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据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迫使政府实施改革。

　　从这些可以看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两个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这一方面制约了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率，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政府公共投资，影响了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改善，迄今印度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等仍然是经济增长最大的瓶颈。相比较而言，中国储蓄率自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处于高位攀升，2005年达到了46%，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积极引进外资，并引导外资投资到一些基础设施和产业部门，进而加快经济增长。无疑，中国的经验显示，印度经济发展急需要加快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

　　印度FDI：政策调整中缓慢推进

　　其实，印度政府在很早的时候，就比较注重和利用外资。印度独立后不久，1949年4月尼赫鲁就明确宣布，欢迎外国投资者在符合印度利益的条件下在所需要的领域进行投资，并保证，包括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在许可的情况下，给外国投资者汇出利润和资本红利以适当方便等。当时主要就是考虑到印度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希望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国民经济。

　　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发展中，由于印度政府实行政府控制性的经济运行模式，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加上保守主义的影响，所以引进外资进程实际上相当缓慢。相比较而言，印度政府却更倾向于大量利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国际组织的金融援助等，例如上世纪70年代发起的旨在推动农业发展的“绿色革命”，就主要运用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援助。

　　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国内资本的需要，结果直到1991年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才开始了艰难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对于外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调整，包括废止行业许可，除了少数“战略性”部门，扩大FDI的投资领域；简化FDI的投资手续，放松外国投资者的进口限制；FDI在允许的绝大多数部门的比重升至100％；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进行组合投资；取消进口配额等。这些改革和措施对于促进印度引进外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外资的“利用与限制”之争

　　从总体上说，印度在引进外资以及相关政策调整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调整反反复复，犹犹豫豫，至今仍然存在“利用与限制”的争议。其实，印度从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尤其是在印度参与全球化问题上，不同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之间围绕全球化究竟给印度带来的是利大还是弊大等问题分歧更大。这些分歧和争议不仅来自学术层面上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政党、组织甚至宗教团体等方面，因此他们的争议和讨论往往会直接左右和影响政府的改革政策；包括在引进外资方面。最近正在争论的一个热点是，印度是否需要建设更多的“经济特区”，他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举办经济特区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特区是否应当占用良田耕地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见。

　　笔者的理解是，在民主体制和框架下，改革的政治过程必然首先表现为不同政党和利益团体的共同协商、平等参与过程，这一方面会保证改革中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最低，但另一方面也往往造成改革方案的形成过程变得旷日持久，贻误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是印度市场化改革以及引进外资过程的一个特点。

　　所以，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印度改革从启动以来已经16个年头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却甚微，外资和外贸改革比较缓慢，甚至有时经常遭到来自反对者的声音。相比较而言，被称之为“一场革命”的中国改革，政府动员和推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进程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非常迅速，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改革措施和方案应当充分论证，力图将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尽管启动于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等方面有了一定变化和进步，但印度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控制以及对于外资的限制，从根本上没有放弃过。最近印度相关政府部门提议起草一项FDI审查政策，首次把中国列为“存在威胁印度安全的敏感国家”。这本身就是印度现行多元化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外资政策中存在的“利用与限制”之争的必然表现。（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印度尼赫鲁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