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格伦·哈伯特(Glenn Hubbard)

　　近来有关美国工人现状的评论中，一直在强调收入的不平等：与技能更高的同行相比，技能较弱工人的前景日渐黯淡。其中有部分评论把焦点对准了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上。

　　美国人对于全球化的关注焦点在于外包。全球化也许推高了高技能工人的收入，但同时也破坏了低技能工人的发展前景，因为他们的工作有可能被外包。或许，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最近富有煽动性地观点所说，外包很快也会降低高技能服务业工人的薪资水平。

　　也可能不会这样。过去几年关于外包的争论，已经使一些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以及对全球化世界经济政策的基本结论模糊起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外包不仅能为整体经济也能为低技能工人创造收益。美国的政策不应屈从于反全球化力量，而应注重消除低技能工人薪酬增长在本国遇到的障碍。

　　传统贸易理论——以及关于比较优势的讨论，关注的是完全在一个地方生产的商品。但在当前的实践中，任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样占据着中心舞台。例如，就一辆“美国制造”的汽车而言，其增值部分可能大多来自美国境外。因此，外包可被视为一种任务贸易。

　　任务贸易的概念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对18世纪英国别针工厂劳动分工的描述。现在，想一想男士衬衫上的别针吧。美国从进口的衬衫中，包含了多达10个国家工人的劳动。如今，运输和通信成本的降低，提高了多个领域进行任务贸易的可能性，比如汽车装配、放射医学、税项申报、甚至是经济学研究等。过去10年，美国商业服务进口的增长，大部分来自美国母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任务贸易。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演变也与此相关。美国目前专门从事不容易在遥远地方开展的业务，进口能在国外以较低成本完成的更为常规的任务。

　　作为任务贸易，外包能产生“贸易收益”。但这个结论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外包也许能将生产率提高到足够的水平，使得它在提高高技能工人薪资水平的同时，也能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工资。

　　原因何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和伊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最近的研究提醒了我们，关于外包的常见讨论中，往往仅考虑了新增海外工人对全球劳动力供应和美国工人薪资水平的影响。然而，外包发展前景的强化还产生了另外两种经济效应。首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结果造成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下降，受全球新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美国低技能工人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第二个效应是生产率方面的：任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会降低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赖于低技能工人的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产生扩张的动机，低技能员工也会找到生产率和薪资更高的新工作。

　　这些效应如何在数据中得到反映呢？格罗斯曼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提供了启发性的证据。外国生产增加带来相对价格效应，进而降低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但这两位经济学家估计，生产率效应主导着劳动力—供应效应。也就是说，外包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薪资水平，实际上还抵消了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些薪资降低效应。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务成为贸易候选品，这些正面效应仍可能会存在。对于各级技能水平的美国员工而言，外包的性质类似于提高生产率和薪资水平的科技进步。

　　作为任务贸易，外包的益处支持了经济学家常弹的老调：政治领袖们不应非难全球化，但这些益处也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扩大公众对培训的支持，以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其次就是，要降低本土工人承担了大量负担的企业税。

　　任务贸易也对贸易协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强调双边贸易协定。在一个商品贸易在自然国界内就能完成的世界里，这种对全球贸易协定的背离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大型新兴经济体创造的全球机遇会影响美国的薪资水平，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薪资水平。但是，谴责企业对这个迅速改变的世界作出的企业家反应——外包或其他管理方式，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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