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2个月，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将全面开放。

　　12月11日之后，根据WTO协议，中国金融业将在更大范围与全球金融市场接轨，而多年的金融中心争夺战正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10月19日，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在考察时指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国家战略，要努力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这是自上海人事调整之后，最高层首次就金融中心事宜高调表态。而就在之前8天，市政府已经召开会议就此开门纳谏，并已制定了具体目标和实施方案。

　　此前9月，借力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建设金融中心的步伐已经加速。

　　智囊献策

　　10月11日上午，上海市政府大楼会议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专家。

　　这批专家多是上海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有所成者，为政府提供信息搜集、咨询建议、调查研究及方案论证，堪称政府的得力智囊。

　　而“智囊会议”针对的正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问题。数位参会专家透露，如何争取外资银行法人机构落地上海，是重头内容。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2月11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人民币零售业务即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此前，银监会8月下发《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要在国内全面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必须先注册为独立的法人机构”。

　　虽然此举引发诸多争议，但汇丰、渣打、东亚、恒生等在内的外资银行均已表示，他们将尊重监管机构的决定，积极考虑注册为中国境内的独立法人。与此同步，他们正加紧在中国市场的布局，以期抢滩人民币业务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专家的观点是，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落户及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重点，将对上海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产生强大辐射作用，极大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可以预见，在年底金融业全面开放前，各大城市将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重量级的金融法人机构落地本市。”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透露，上海市政府就吸引首批外资法人机构落地上海的问题与相关决策咨询专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讨论。

　　会议之后，有关方面提出了三个目标：争取三分之二的外资银行法人机构落户上海；争取标志性的机构，尤其是汇丰、花旗落户上海；争取第一家外资银行法人机构能落户上海。

　　据称，一份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入驻的详细方案已经形成，很快将付诸实施。

　　争夺外银

　　尽管一口气提出了三大目标，但具体实施还要靠时间检验，尤其是如何争取到“三分之二的外资银行法人机构落户上海”。

　　“现在很难估计目标能不能达到。另外，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今年12月11日之后的三年很重要”，一位与会专家分析。

　　上海市未雨绸缪之举有其重要背景——在北方，天津在金融版图中变得愈加耀眼。

　　天津市长戴相龙多次表示，天津滨海新区要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目前，中央给予的试点政策已包括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离岸金融业务与保税港区。尤其后者，不仅可以享受与上海洋山港同样的待遇，还可以先行先试。

　　而天津还具有地缘优势——天津和北京已经被规划到一个城市圈中。

　　北京也是金融中心的潜在竞争者——不仅是全国的金融决策和监管中心，政府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部分外资公司的总部也都集中在北京。

　　上海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各大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云集。目前，上海已形成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重大功能性金融机构也已经入驻浦东。

　　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不足之处。

　　一些专家惋惜上海失去了几次金融业突破的机会——比如说，香港和内地签订的CE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CEPA给予优惠措施的服务行业，几乎都是上海正在大力发展的领域。“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杨建文说。

　　在与天津展开的竞争中，服务业将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关键问题。

　　杨建文说，“上海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重心，核心的产业应放在金融业，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不单单是追求工业增加值和GDP增长。”

　　但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上海在产业结构与城市功能上遇过“两难境地”——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远低于其它国际大都市。

　　杨建文分析说，“所谓金融中心，无非市场加机构。市场要做大做全，机构越多越好。虽然天津没有上海这样的条件，然而又非常有效的推动了市场的发展，靠的是产业金融。”

　　现在，天津这个优势将更为明显——国内首只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很快就将挂牌。

　　专家分析，尽管为数众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已落户上海，但仅为建设金融中心搭建了框架。要想良性运行，不仅其产业与金融市场的互动有待加强，还离不开各种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

　　浦东牌与洋山港

　　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讨论和判断，“智囊会议”之后，上海拿出了许多解决方案。

　　在吸引外资法人机构一事上，上海将至少有如下三个锦囊：

　　其一，上海将利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创新基因”，把浦东作为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入驻浦东新区的国内外金融和证券机构将享有综合配套改革过程中的试点待遇；

　　其二，将逐步推出包括能源、金属、外汇在内的新的商品期货，将上海建成人民币产品创新中心，以及创造条件鼓励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拓展业务；

　　其三，解决外资法人机构入沪需要的办公环境、税收政策、信息网络、合作机会等诸方面的支持，吸引为金融机构配套的机构服务，还将引进小型贷款业务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浦东的金融机构体系；

　　此外，上海将对落沪的外资银行法人机构及相关人员陆续出台税收减免、资金补助、落户、子女入学等多项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

　　除了打好浦东这张牌之外，从更宏观的层面，专家对洋山港寄以了厚望。

　　国际航运中心往往是一个城市能否建成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的先决条件。而作为中国目前特殊监管区域中功能最为齐全的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实行“三合一”的叠加政策，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政策集成和综合。

　　但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相比，洋山港的劣势在于和浦东新区在地理上是分离的。

　　“既然浦东和洋山都有自主创新及先试先行的要求，我们比较倾向的是，考虑如何将金融制度创新试点放在保税港区，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将两块区域的金融及国际贸易的创新形成互动。”杨建文说。

　　洋山港对建设上海金融中心意义重大。专家分析，在推进航运中心建设产生大量有形物流的同时，将会伴随着大量无形的服务。这将对金融中心的建设产生强烈的倒逼作用，反过来促进金融中心的建设。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保税港区的三合一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一个月，整个情况要梳理一下。年内上海市政府要向中央政府打个报告，就保税港这块的改革试点向中央政府提出方案设想。”杨建文表示。

　　另一位“智囊”、上海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张幼文则指出，“我们也应考虑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如何更好的利用已有经济基础加快发展。现在总希望中央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其实，无论是浦东新区还是洋山保税港也好，都应侧重于利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求得更好的良性发展。”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