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又一次处在争论的涡流中。这场始于２００３年的争论，在温州改革史上是第三次。 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届温州政府总要面临一场“国家级别”的交锋，在我国６００多座城市中，似乎只有温州享有此项“殊荣”。这一独属于温州的“待遇”，给温州带来了烦恼，给温州增添了压力，也为温州注入了动力。 ２００２年，在浙江１１个市中，温州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第七；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温州经济增速落到浙江倒数第二的位置，全年排名第三，个别月份甚至倒数第一。直到２００６年的上半年，虽然增长速度达到１４％的高水平，但是，在整个浙江省，其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仍然居后。具体到温州所辖的１１个县域，２００５年，有９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仍有９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种景象，对于习惯了各地党政代表团来温州取经的温州人，既是讽刺，也是刺激。与温州经济疲软一同到来的，是对温州发展模式的质疑。 与温州本地经济中出现的增幅乏力形成对照的是，温州经济以十分活跃的姿态对全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也是独属于温州的现象：很少有人说“上海人经济”、“苏州人经济”，但是“温州人经济”却是人们公认的，只要温州人到一个地方，总要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温州资本对不少地方市场形成的扰动，“炒房团”、“炒煤团”等等，经常使一些地方风声鹤唳，既爱之又恨之。其次是温州企业的外迁，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或者部分或者整体外迁。 然而，本土之外温州经济的活跃，也一样被视作是温州模式的问题，因为他们成了温州经济无法容纳这些要素的证据。如果不是温州本地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外迁呢？资本为什么不在本地投资呢？所有这些不利的证据汇在一起，引发了温州模式是否行将落幕的担心。比如有经济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将在２５年后消失，有本地温州人也加入了温州模式消亡论的行列，比如一位本地学者说，温州将恢复到“其原有的经济地位”。 温州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 本报记者在温州采访调研期间，所接触的温州官员和企业界人士，都承认温州经济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压力很大”。温州政府几个部门的同志基于不同的角度，列出了不同的问题，我们将这些问题，综合为下列１０个： １．目前的困难是短期的，是国家宏观调控引起的。宏观调控对温州的金融、财政等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本轮以土地为主要对象的宏观调控，对温州来说最为致命。温州空间狭小，土地紧缺。土地是温州最软的部位。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说，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有限，企业总是向政府要地，但是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２．改革创新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不同了，那个时候温州因体制创新走在全国前面而享受到了先发的好处。而现在来自低层的创新已基本完成。全国各地在体制创新上，趋于均衡，有些地方为了引资甚至创造出了比温州优惠得多的办法，而温州创新的空间和效益没有过去大了。 ３．温州的民营经济遭遇了“天花板效应”。普遍认为，民营经济规模小、技术层次低、产业升级困难，公司治理结构滞后。优势产业群做大的空间日益缩小。 ４．产业升级困难。温州的产业结构以轻工制造为主，改革开放之初，适应短缺经济的需求结构，温州的产品多是低档次的商品，技术含量低。现在，国内市场的短缺已经结束，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那些低档次的商品，而温州对外扩张的主力军仍然是一些老的产业。温州的活跃的产业扩张，并不伴有技术升级，而只是在不同空间中的水平转移。 ５．城市化步子迈得不是很大。２０００年以后，很多城市在城市化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比如杭州、宁波、台州等地。而温州２００１年的城市规划，只是将四个乡、十万人口划进了市区，温州的城市空间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矛盾十分突出。 ６．金融体系改革落后。温州中小企业众多，民间资本十分活跃，但是，金融体制与国内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主要商业银行仍然属于国有垄断行业，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资金积压。 ７．农地制度改革滞后。土地紧缺是温州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尽管如此，温州耕地保有量，最近五年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５万亩。 ８．外资引进困难。温州是一种内源型的经济格局，这构成了温州最坚实的增长动力。但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导致几乎没有外资进入。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温州累计实际利用外资６．７５亿美元，２００２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８０２３万美元，２００３年之前的２０多年间，所吸引的外资总量还不及同省的嘉兴一个地方２００３年实际利用的外资额。横向比较，１９８４－２００１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只占浙江省的４．４４％，而同期杭州、宁波占全省比重分别是３０．３０％、３５．４８％。 ９．商务成本升高。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和苏州比较，温州在土地成本和用水成本上是最高的。据统计，２００２年上海浦东工业用水每立方米为１．７４元，苏州为１．３５元，而温州则达２．１元。在土地成本方面，温州的郊区工业开发区用地每亩为２５万元左右，而上海只有１２万－１６万元一亩，苏州为８万元一亩。 １０．经济全球化对温州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贸易摩擦增多。 温州所面临的问题，在东部地区具有普遍性 作为东部先发地区，温州目前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高速但粗放的增长，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城市化浪潮，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期。目前被经常提及的几个发达区域，比如珠三角、长三角、温州等，都提出了发展转型的目标，这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将“温州病”诊断为“三个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实际上，东部其它地区也同样面临着上述三个问题比如深圳。深圳模式的特点是以外来加工企业为主，其中包括大量的台资、港资企业。然而，深圳最近也提出了“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元ＧＤＰ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比如土地，深圳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竟然已经没有可供企业成片开发的土地了。面对这些问题，深圳给企业提出的要求是“要么转型，要么搬走”。在市场的压力下，政府通过提高人力成本、能耗标准等门槛，迫使企业在转型和搬迁之间进行选择。再比如苏州。人们总是拿苏州和温州相比。而事实上，苏州同样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苏州经济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第二次转型。苏州利用其地理优势，承接了上海的产业转移，转向了外向型发展模式。据报道，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苏州地区平均每天就有２家外资企业开业，外商实际投资累计近２００亿美元。但是苏州模式目前也受到了质疑。首先，苏州经济外向度非常高，对外部经济的过分依赖，蕴藏着很大的风险。苏州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防范这一风险；其次，技术、资本、市场均为外来所形成的“打工经济”、“飞地经济”，被诟病为“只长骨头不长肉”，其人均ＧＤＰ虽然高于温州，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低于温州，也就是说，苏州面临着如何富民的问题；第三，苏州也面临着环境压力。 由此可见，温州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温州病”，也可以说成是“苏州病”或“深圳病”。这些共性，源于我国市场演进的基本路径。支撑旧的发展模式的各种因素，比如政策环境、资源条件、市场需求、要素价格、生态观念、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以及技术水平等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推动着原有的发展模式的调整。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僵化，是固守于既成的模式而对挑战视而不见。 温州是多面的，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固守教条 当一个人谈论温州的时候，有必要问一下：他谈的是哪个温州？ 确实，温州是复杂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温州首先是富裕。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温州在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深圳。但是，温州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的三区两市，有处在中间位置的三个县，还有欠发达的三个县。温州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缩影，这一点，往往不为外界注意。其次，温州的经济总量（ＧＤＰ，即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很大，在浙江占第三位．但是，在温州本地之外，有２００多万温州商人，还有５０多万商人分布在海外，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如果用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温州经济规模在主要城市中的位置，会比ＧＤＰ来衡量要高。据统计，２００６年春节前十天，从外面汇到温州的钱就达４４０亿元，２００５年这一数字为３６０亿元，２００４年为３５０亿元，２００３年为３３０亿元。温州本地经济或许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温州人经济无疑是健康的、活跃的。 因此对温州的评价就不能“一刀切”，当你谈论温州的时候，很可能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温州。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只拿单一的指标进行比较。王建满说，这样的比较“不科学”，很多比较“命题都不成立”。例如，将苏州和温州进行比较是一个时期舆论的热门话题。王建满的看法是：两者之间无法类比，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走不同的路径。 主政温州的官员中，不只是王建满面临着这样的比较，也不只他一个说过下面的话：“实践是长青的。对于温州解决问题的做法，要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提出的问题必须用实践来回答。”例如，温州前市长钱兴中面对批评就曾说过：“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束缚了创造性。” 温州模式的核心是温州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说，温州有一个反教条的传统，那么，温州模式就不是一个束缚人的教条。 所谓模式，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回应各种挑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而回应挑战的实践就是将各种资源组织起来，以实现其目标和获益的最大化。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包括温州企业和温州政府）动员和组织各种资源回应压力和问题时所取得的经验。温州模式因此也是多面的，可以从企业角度来理解，可以从政府角度来理解。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 温州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很匮乏的。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是相同的。如果仅看这些条件，温州最不可能成为经济先发地区。但是，温州人却有本事将所有资源组织起来，来满足新出现的民众需求。本地没有要素，他们可以将别的地方的要素组织进来。甚至那些不利的政府政策，也被企业家组织成生产要素。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几任市委书记，都抱着整顿温州的目的而来，上任之初也确实进行了整顿，但是不久就成了企业家的盟友和支持者。政府政策，被企业家组织进了自己的目标体系。 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为温州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这种植根于民间深处的力量，推动着温州的商业网络向全国、向世界扩展。据说，有１００万人从事国际贸易，１００万人从事国内贸易，１００万人在本地从事生产组织。在我国各城市中，只有温州人才建立起了覆盖全国、面向世界的跨国经营体系。在温州，我们看到了市场秩序的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扩展。 政府何为？ 温州模式的捍卫者总是说，温州有一个“无为”政府。 这个看法遭到了曾经主政过温州的干部的批评。据报道，上世纪８０年代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针对这一观点说：“这是贬低，不对的。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是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历史证明，温州之所以率先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政府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转型时期，政府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政治环境为转型期的企业活动提供环境和保护，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大多是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温州民间的许多做法有悖于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经常会引起争论，经常面临着来自上级的限制和打压。温州市政府往往需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保护和支持民间的创新。这降低了民间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成本，推动了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例如，从改革开放的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一直到１９９２年，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１９７８年颁布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１９８８年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１９８９年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２年颁布的《关于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当企业信用威胁到温州产品的整体形象时，温州市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和提高温州商品的声誉，最著名的就是１９８７年８月８日杭州武林广场烧鞋事件。 当人们说温州模式是内源型的时候，总是强调企业家、文化传统的作用，而忘记了温州政府也是这一内源的一部分，它不只是保护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所谓的“无为”政府，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已。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卢丽萍、汪海宝、柴国荣参与了采访调研，对本文也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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