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ＥｄｍｕｎｄＳ．Ｐｈｅｌｐｓ）的主要贡献是修正了菲利普斯曲线，探索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沿着罗伯特·索洛创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研究了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产品的供给，即产出是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函数。如果进一步假定该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个假定通常被认为是现实的），用工人数量衡量的经济规模，就不会影响每个工人的产出与每个工人的资本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就是人均资本量的函数。进而，如果（暂时）不考虑劳动力和技术增长率的影响，产出增长率就惟一地由资本增长率来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随着资本量的增加，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平坦，即资本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这是因为，在人均资本数量较少时，平均每个工人只用很少的资本进行工作，因而额外的一单位资本是非常有用的，并生产出大量的追加产出。当人均资本数量较多时，平均每个工人已经使用很多的资本，因而额外的一单位资本只使生产略有增加。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产品的需求来自消费和投资。换言之，人均产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投资。人均投资又用于两个方面：一部分用于补偿已经消耗的资本，即折旧；另一部分增加资本存量。随着投资的增长和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就会增加。因此，投资是经济产出增加的关键决定因素。

　　在索洛增长模型中，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增加源于储蓄率上升。一般规律是，随着储蓄率上升，投资和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就会增加，相应的产出水平也会上升。相反，如果储蓄率下降，投资和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就会减少，相应的产出水平也会下降。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验证了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其人均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

　　既然高储蓄率总是会导致更高的收入，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或者说，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呢？费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　中，于１９６１年发现了同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量应满足的条件，被称为“黄金分割率”或“黄金律水平”。

　　黄金律水平的内容是：如果对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得其边际产量（ＭＰＫ）等于折旧率（δ）、人口增长率（ｎ）和技术进步率（ｇ）之和，那么，人均消费水平就会达到最大化。用公式表示就是：ＭＰＫ＝δ＋ｎ＋ｇ。支持该人均资本存量的储蓄率，就是实现人均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储蓄率或合意的储蓄率。

　　费尔普斯揭示的“黄金分割率”或“黄金律水平”，给出了判断一个经济是处于、高于还是低于黄金律状态的标准： ＭＰＫ－δ＝ｎ＋ｇ，表明经济处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是合意的；ＭＰＫ－δ＞ｎ＋ｇ，表明经济低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偏低，这时增加储蓄有利于达到黄金律状态；ＭＰＫ－δ＜ｎ＋ｇ，表明经济高于黄金律状态，储蓄率偏高，这时减少储蓄有利于达到黄金律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本身并不关心经济中的资本存量，甚至也不关心产出量。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可以消费的产品与服务。因此，经济并不会自动地趋向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一般情形是，或者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高，导致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多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人均消费水平较低；或者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低，导致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少于黄金律稳定状态，人均消费水平（短期内）较高。这两种情形都不利于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

　　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政府应当选择一种特定的储蓄率来支持黄金律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一般做法是，在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高，人均资本存量多于黄金律水平时，政府应当选择降低储蓄率。储蓄率的下降，会引起消费的立即增加和投资的等量减少。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资本存量的减少，产出、消费和投资同时减少。由于初始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多于黄金律状态时的资本存量，因而在新的稳定状态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初始稳定状态。相反，在储蓄率和投资水平较低，人均资本存量少于黄金律时水平时，政府应当选择提高储蓄率。储蓄率的上升，会引起消费的立即减少和投资的等量增加。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产出、消费和投资同时增加。由于初始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少于黄金律状态时的资本存量，因而在新的稳定状态消费水平始终高于初始稳定状态。

　　根据费尔普斯提出的“黄金分割率”或“黄金律水平”理论，可以分析我国当前的储蓄和消费比例是否合意。为此，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率（ｎ＋ｇ）和资本的净边际产量（ＭＰＫ－δ）进行估算。据统计，我国近年来的实际ＧＤＰ平均每年增长９％左右，因此，ｎ＋ｇ约等于０．０９。我们可以根据以下三个事实来估算资本的净边际产量：（１）资本存量约为３８．５万亿元（樊纲，２００１），是一年ＧＤＰ（２０００年为８．９万亿元）的４．３倍；（２）折旧率约为０．０３６；（３）资本收入约为１．９万亿元，占一年ＧＤＰ的２１％左右。用（１）除（３），得到：资本的边际产量约为０．０４９。资本的净边际产量，即ＭＰＫ－δ，约为０．９％。我国的资本收益（ＭＰＫ－δ＝每年０．９％）大大低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ｎ＋ｇ＝９％）。这表明，我国的资本存量大大高于黄金律水平。换言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和投资水平偏高，消费率偏低。如果降低储蓄率，减少投资，把收入的更大份额用于消费，就会立即提高消费水平，并最终达到更高消费水平的稳定状态。这个结论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吻合的。

　　据统计，改革改革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基本上保持在３３％至４３．４％之间。其中，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的平均投资率为３７．０％。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平均投资率为３９．６％。从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的２６年中，我国投资率介于３５％至３９％之间的有１５年，占５７．７％；介于３９％至４１％之间的有３年，占１１．５％；高于４１％的有３年，占１１．５％。２００５年投资率攀升到４３．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年份之一。不管是同黄金律标准相比，还是同发达程度相同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是我国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这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从纯粹核算的角度看，我国储蓄率偏高，是因为私人储蓄较多、公共储蓄较多，或者这两者的某种结合。因此，要降低储蓄率，就要减少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私人储蓄是收入减去税收和消费后的余额。因此，降低税收，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有利于降低私人储蓄，提高消费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也有利于降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公共储蓄等于税收减去支出。因此，政府在稳定支出的同时，降低税收，也有利于降低储蓄率。

　　从方法论角度看，国内学者在研究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主要是在实际数据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方法上还没有根本性突破。因此，借鉴费尔普斯的“黄金律水平”理论，进行定量分析，揭示积累和消费的内在数量关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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